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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详细内容

本书是第一部关于民国清流、一代大师们的长篇集体传记和史诗力作。 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灿烂的局面。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

作者:汪兆骞页数:分类:传记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出版日期:2015.08ISBN:9787514338126
定价:¥49.80版印次:

著名作家叶辛、王跃文,著名文化学者张颐武鼎力推荐!

第一部关于民国大师们的集体传记!

一代民国清流,一代民族脊梁,在糜烂的时局共同擎起中国文化的苍穹!

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盛名的文化大师们的群体雕像,生动,鲜活,立体!

著名编辑家、作家、原《当代》副主编汪兆骞老先生呕心沥血之作!

蔡元培、胡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章太炎、辜鸿铭、章士钊、蒋梦麟、李大钊、陈寅恪、傅斯年、刘师培、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黄侃……

民国清流的夸父追日与飞蛾投火,写就的是中国“士”的短暂与辉煌。

内容简介

本书是第一部关于民国清流、一代大师们的长篇集体传记和史诗力作。

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灿烂的局面。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

本书第一次系统地讲述了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们在思想、学术、政见、工作和生活各个层面,互相交流、碰撞、交锋过程中的友谊、恩怨、是非、因缘与分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刻画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品格,忠实讲述了他们的伟大与卑微,崇高与缺陷,描绘了一轴无比辉煌的民国文化巨星画卷。

作者简介

汪兆骞,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

  目  录  

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年) / 001

陈独秀、胡适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和教授。二人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呼之欲出。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年) / 063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请撰稿人周氏兄弟、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胡适、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

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写《民众大联合》,胡适高度评价云:“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

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毛泽东、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

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邵飘萍等办《京报》、《时报》等,掀起舆论波澜,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年) / 095

民国八年,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地催生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一路高歌猛进,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新的序言。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年) / 141

民国九年,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各种政治派别博弈的同时,知识分子关于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陈独秀、李大钊等倾向政治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酝酿成立共产党。胡适出版新诗《尝试集》,成为“新诗老祖宗”,他还与高一涵等人发起《争自由的宣言》,为争自由而战。鲁迅进北大当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对盲目引进“俄国思潮”,有振聋发聩的回答:“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周作人作《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赢得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时代接近尾声。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年) / 171

民国十年,是中国社会剧烈震动的一年,也是民国清流激荡分化的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民国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青史留名。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年) / 191

民国十一年,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年) / 223

民国十二年的第一天,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发国民党改组之先声。二十六天后,苏俄表示倾力支持孙中山。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6月12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10月28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

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加黑暗且风雨飘摇。其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控制舆论。2月7日,吴佩孚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杀害共产党人施洋等五十余人,制造了血腥的“二七”惨案。惨案发生第二天,吴佩孚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2月16日,中共的《向导》遭查封。四月因林水白在《社会日报》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该报被封,林被监禁三个月。8月27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10月,上海的《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被禁邮……1923年,知识分子与当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年) / 257

民国十三年(1924年),大小军阀为继续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火拼……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经历了漫长痛苦的奋斗和摸索之后,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他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是年的民国清流,除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有明确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怀着希冀,以文学为武器,继续寻求各自的改造社会之路。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可悲的是,因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他们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年) / 279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十万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其入京后发表《入京宣言》,称“乃为救国”,但并没给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带来变化,如遭到国民党反对的“善后会议”如期举行。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成立治丧委员会,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

巨星陨落,举国哀恸。反动军阀依然我行我素。4月,京师警厅发布新制定的《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控制言论,遭到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十八位知识分子抵制。他们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是年5月30日,爆发“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6月3日,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邵飘萍也从6月起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连续报道了“五卅惨案”,进行反帝宣传。

知识分子反专制,争自由,仍是该年思想文化战线的主流。而5月11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出校运动和该年底的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被暴徒纵火焚毁疑案,让知识界变得扑朔迷离。

当我们怅望民国十四年的纷乱的文化星空,你会悲哀地发现,透过曾经同是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围绕着上述两案的纷争及其关于政治、思想、文化的纷争,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部分裂已愈来愈严重。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年) / 309

民国十五年依然是北洋军阀横行肆虐、充满肃杀之气的一年。惨案继续不断发生。

3月18日,段祺瑞悍然枪杀47名、伤200多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成舍我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等纷纷报道事件真相,严厉谴责这场杀戮。

朱自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反动政权;王世杰、高一涵、许士康、陈翰生等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抗议声讨之声。上海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以文学形式发出怒吼。

张作霖、张宗昌等在段祺瑞垮台后,杀气腾腾入京,先后杀死民初新闻史上熠熠闪光的邵飘萍和林白水。《京报》、《社会日报》随之被查封。鲁迅、蒋梦麟、李大钊等都上了黑名单。共产党人李大钊面对黑暗和杀戮,勇敢地率领民众冲锋陷阵,无私无畏。知识分子站在民众一边,表达道义立场。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寅恪等于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继续追逐新文化之梦……

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年) / 339

1927年,从北京到南方,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狰狞和死亡的气息。

义士喋血,大师殒命。

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推上绞刑架,英勇就义;白发书生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国之魂消;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病死青岛。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

空前屠杀,鲜血成河。

北伐军席卷江南。“四一二”,上海宝山路再次被鲜血染红。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民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等联名致信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发出抗议之声,并于4月15日在《商报》发表。

广州的共产党人萧楚女4月被杀狱中,赵世炎、陈延年被杀于上海,共产党人李汉俊、《大江报》创始者詹大悲遇难于武汉。

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成舍我、章乃器、周作人都以笔为武器,批评时政,激浊扬清。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写信给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是年,中国政局发生巨变,“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分裂也成事实,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而文化界却依然是纷纷乱象,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鲁迅与其他学者、作家的争斗也从未停止。

精彩试读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年)

民国十一年,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1

1月的北京,寒风凛冽。

刚刚出医院的蔡元培,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房,看胡适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四卷本《胡适文存》。案头的一盆绽放兰花,暗香袭人。

当蔡元培翻到《红楼梦考证》时,心里不禁一笑。他自己也研究《红楼梦》多年,曾著《〈石头记〉索隐》一书。其眼光全落在“排满”上,被鲁迅批评“革命者看见排满”。胡适则在《红楼梦考证》中,批评了蔡氏的“索隐”法。指出蔡的“索隐”,是每举一人物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出《红楼梦》中的情节来配合。于是由于他的“索隐”,贾宝玉成了胤礽,林黛玉暗影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应博学鸿儒科试成为翰林院检讨之大臣朱彝尊,薛宝钗影康熙宠臣高士奇……虽用心独特,却有牵强附会之嫌。好在胡适、蔡元培都是专心做学问的学者,皆遵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高志,丝毫不纠缠个人意气。

阳光西斜时,胡适和李大钊二人推开了校长炉火正旺、热气扑面的书房。他们一是看望出院的病号,一是前来支持校长刚刚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名震学界的《教育独立议》。该文向社会各界呼吁: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政党以外……

蔡氏此文一出,社会各界自然极力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师生更是欢欣鼓舞。而当时的内阁总理梁士诒却大发雷霆之怒:“一派胡言,教育如真要独立于政党之外,好了,政府还发什么教育经费,让学校喝西北风去吧!”

胡适高度评价了《教育独立议》一文后,又向蔡校长汇报了一件事:最近,由美国控制的世界基督学生同盟,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该同盟第十一届大会,想诱导学生信仰基督教。对此,胡适表示:“我以为教育独立和非宗教运动,应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先生一贯倡导的思想主张。先生不是一贯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吗?”

蔡元培点点头,胡适接着说:“所以,我们和守常诸君想在北大发起一次非宗教同盟大会,想请您出面做发起人。”

蔡元培看了看李大钊,李大钊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李大钊微微一笑:“先生做发起人是最佳人选。”

蔡元培答应得很干脆:“好,我们一起做发起人吧!”

3月17日,《晨报》七版上,报道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3月9日发表的“宣言”。宣布将在4月1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是“污蔑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自此,各报都充斥着有关类似的消息。

3月21日,北京学界发起“非宗教大同盟”宣布:“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全国学生界、知识界纷纷加入同盟,声势颇为浩大。据报载,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都积极参加了这个同盟。

周作人是个敏感的学者,他一贯“主张信仰自由”,骨子里并不赞成“非宗教大同盟”。从陈独秀、李大钊的介入,他意识到“非宗教大同盟”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继续分裂。他打算保持沉默。

但是,3月24日,钱玄同的来信,让他改变了沉默的态度。钱玄同是“五四”学人里最无心计、最坦诚却最尖锐的学者。钱玄同在信中说:“观其通电未免令人不寒而栗,中间措辞,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接下去信中又说,“我很主张陈独秀和你之说,恐怕‘彼等’要将我归入‘汉奸’之例了。但我宁可蒙‘卫耶道’之名,却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信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

信中提到“陈独秀和你之说”,让周作人记起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七卷五期上写过一篇文章《基督教与中国人》。陈在该文中主张以“美与宗教”来引导人的“情感”健全发展。周作人想不通,陈独秀和蔡元培、李大钊等学人原本对宗教持理性态度,怎么会卷入非理性的反宗教运动中了呢?

周作人在前不久,曾有过《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演讲,强调“艺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文学与宗教都具有“入神”与“忘我”的共同点,“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他最近又写了一篇《山中杂信》,主张以基督教影响“新中国的人心”。

周作人意识到,“非宗教同盟”运动,是一个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集体行动,他甚至已经看到其背后有共产党的影子,但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周作人与钱玄同等人还是打出了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旗帜,清晰地发出理性的声音。

3月31日,《晨报》以显著版面,登出《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一文。宣言由周作人牵头,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四人签名,该文说: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该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运动表示反对。

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其在知识界特别在青年中影响巨大,此宣言一出,引起不小的震动。一部分人积极支持周作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极力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更多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愤恨。

对于年轻人的批评,“周作人们”是坦然的。在他们看来,爱国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激情,“五四运动”何尝不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呢。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陈独秀的出场。4月2日,他在《晨报》发表了致周作人等的“公开信”。陈独秀以他特有的雄辩的气势质问道:“公等宣言颇尊重信仰者自由,但对反宗教者的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此间反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集合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周作人即刻也在《晨报》发表《复陈仲甫先生信》:“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而恶声相报,即明达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

周作人、陈独秀各方从自己的思想逻辑出发,发表各自的意见,在“五四运动”之后,原本极为正常。但是,陈独秀简单地将周作人等的不同意见,视作“向强者献媚”,这种非友即敌的思维逻辑,未免陷入了“二元论”的独断论,实际上是封建专断主义的翻版。而周作人等,从此要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了。

又是直率的钱玄同,在陈独秀与周作人的笔战中,看到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国际思想斗争。他在4月8日再次致信周作人:

近一年来……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栗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即是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个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涉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

钱玄同提出的反对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原则,是他冷眼旁观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重新估计战略、策略而做出的选择。或许是一种倒退,但与陈独秀们的鲁莽、简单过激的思想逻辑不无关系。

周作人读罢钱玄同的来信,再次陷入沉思。他甚至早就不赞同陈独秀们的“思想斗争”论。但是,让他退出为之奉献了理想、青春、生命的新文化运动,他又心有不甘,于是4月10日,他写了篇《思想界的倾向》。文中说,“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

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受到胡适的批评,“现在的情形,并无‘国粹勃兴’的事实”,指周文“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胡适认为周作人“太悲观了”。

4月9日,早春的风裹挟着一丝丝寒意,吹拂着北大校园刚刚吐出绿芽的柳条。北大召开了非宗教同盟大会。国内外、校内外的各界人士聚集校园。蔡元培和李大钊先后发表演说、批评前几天,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和马叙伦等教授纷纷抢先在报刊发表反对意见,声称知识阶层应首先尊重信仰自由、非宗教同盟有悖于公民的信仰自由等论调。

蔡元培讲演时说:“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如果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是妨碍‘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倒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这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吗?”

2

2月14日,依然是寒风凛冽的北京,却洋溢着春节的喜气。《晨报》报道了“北大新闻同志会”成立的消息,还刊发了三位知名教授在会发表的演说词。

徐宝璜说,新闻是近代以来世界“新发明的一大武器”,是“无枪阶级”对付“有枪阶级”的唯一武器。

李大钊批评新闻界只关注“督军的举动”和“阔人的一言一行”,却漠视“穷人因困自尽”或“因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

胡适则呼吁新闻应讨论“社会上活的问题,真的问题”。他认为,“发为有力的主张,这对社会才算有贡献……如果把活的问题与真的问题抛开……谈谈盈余价值,或捧捧契诃夫、莫泊桑,对社会上事业一点影响也没有。”胡适还说,哪怕讨论“活的问题”如总统问题、国会问题,是有危险的,“甚至于封报馆、坐监牢,受枪毙”,也不能拿空洞的主义来为军阀、政客的报纸“充篇幅”。

胡适真的要“谈政治”了。他打算办一份谈政治的《努力周刊》。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感到仅仅做学问,启迪民智是不够的,应该对社会尽点儿责任。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对国家、民族的兴衰,对政治的清明污浊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作为民族的良知和理性的代表,知识分子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前,国家的动乱、政治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已到极致,胡适不能再沉默了,他那颗医国救世的赤诚之心澎湃不已。他为《努力》写出创刊献词,曰《努力歌》: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实际上,胡适一直在为创办具有学人纯洁性的《努力周报》作准备作努力。终于在力倡“少数人的责任”主义的丁文江的推动下,于5月7日,由胡适、高一涵、陶孟和、罗家伦、张慰慈及地质学家丁文江等知识分子一手创办的政治评论期刊《努力周报》呱呱落地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京。从此,胡适告别“不谈政治”的承诺,踏上了一个书生论政、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的不归路。

5月11日,胡适闭门谢客。第一次写政论,很兴奋,他点上一支烟,走到暮色茫茫的院子里,思绪渐渐飞扬起来。就在今年2月,《每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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