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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遗孤自费出书《何有此生》
战争离我们远去了,但战争带来的伤痛,却在这个73岁的日本老人身上做了最集中的展现。中岛幼八亲身经历并见证了历史,以战争受害者的身份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何有此生?他用50年的人生,报答中国人15年的养育之恩,也唯愿日中两国永远友好下去。
中岛幼八:致中文版读者
我与各位读者有着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希望日中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为此,我认为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是最关键的。这样两国人民才会不受任何干扰,而互相信任下去。相反,如果缺乏信任,那就必然要产生误会或误解,从而导致冲突或纠纷。
中岛幼八: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的善良
作为一名日本遗孤,他在70岁高龄之际完成回忆录《何有此生》,并掏出养老金在日本自费出书。如今,这本书的中文版由三联书店在中国出版发行。73岁的老人在首发式上郑重鞠躬,说:“谢谢中国!”
该书是作者中岛幼八的回忆录。中岛幼八,是一名“老日中”,即日本的日中友好活动家,曾作为日本遗孤在中国生活十五年。一岁即随父母来到中国东北牡丹江省宁安县。战后,他没有随亲生母亲返回日本,而是凭着自己的意愿,和中国的养父母一起,度过了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村的童年生活。他的养母和…
该书是作者中岛幼八的回忆录。中岛幼八,是一名“老日中”,即日本的日中友好活动家,曾作为日本遗孤在中国生活十五年。一岁即随父母来到中国东北牡丹江省宁安县。战后,他没有随亲生母亲返回日本,而是凭着自己的意愿,和中国的养父母一起,度过了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村的童年生活。他的养母和养父都是勤劳淳朴的中国农民,这塑造了中岛幼八朴实坚毅的性格。十六岁回到日本后,中岛幼八凭着这种性格成功地适应了日本社会,并始终实践着自己终生为日中友好而努力的人生理想。
第一章:全家去中国东北战争的迷途
在我幼小的时候,有过一段可以说是极不寻常的历史。看上去似乎是一种不幸,但现在回忆起来,在每一个节骨眼儿上都充满了幸运的因素。这些因素不外乎是各种类型的人所起到的作用,由此给我的人生带来了神奇的色彩。
我把这些人,用一个普普通通的词来表达:恩人。下边就请听我倾述恩人之恩。
我生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
在东京品川火车站附近的泉岳寺坡下,沿铁路边上有一处当时被称为高轮牛町的地方,那里有一所普通的传统式民居木板房。在二百年前的江户时代,这条铁路边还是海边上装卸海运物的码头。那时京都的牛贩子在这里营运,而留下了“牛町”的地名。父亲中岛博司本是兵库县但马地方出身,20世纪30年代初来到东京,在这附近三田四国町的洗衣店任职。我就生在这所木板房里。泉岳寺在全国闻名,寺中安葬有赤穗藩(兵库县)
四七志士坟墓,其报仇雪恨的“忠臣藏”事件,今日仍家喻户晓。父亲在这里租房子,不难推测是出于对老家的气息抱有怀念的心情。
据母亲清江说:父亲在乡下当教员,家里还有地,按现在日本的说法,当时算兼业农户。自己在学校教书,农地委托佃农耕种,而这些佃农还不能从自己家的正门出入,非得进出后门不可。父亲对这种封建恶习很不满,正值学校发生工潮的时候,他便不顾体弱,抱一种雄心壮志,决意摆脱这闭塞的乡下。给弟弟留了字条,便从山阴本线的养父站乘火车奔向了东京的寒空。按常情论,就近出逃到京阪神(京都、大阪、神户)地区就算可以了,何必又跨过名古屋地区,跳了两个格儿,而出奔东京呢?现在已经没法确认了。
以后政局急剧地被军国主义力量推向对外侵略的方向。珍珠港事件后,国内的与“鬼畜英美”决一死战的气氛越来越浓。战备运输的枢纽品川站,日夜充斥着狂呼“出征士兵万岁”的声音,运输军用物资的火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据母亲说,震得我家小房子如在铁轨上颠簸一样。
每逢假日,母亲在厨房做饭,父亲修理大家穿的木屐鞋。我出生还不到一年,坐在榻榻米席的小椅子上,把脚趾伸进嘴里流着口水舔;比我大六岁的姐姐三子只把手放在我的身上,自顾看自己的小人儿书。这样一个平凡的家庭,过着宁静的日子。
一天,母亲的弟弟田中鹿二给父亲带来了他很感兴趣的信息,说是东京市要派遣赴满洲的开拓团,正在招募报名,名字叫第十次长岭八丈岛开拓团,是东京市派遣的第十批,以八丈岛出身者为主。父亲已经有两个孩子,还不死心,想干出个什么名堂来。他那耿直的性格使他轻而易举地成了军国主义思潮的俘虏,充当侵略的炮灰,上了“开拓满洲”的当,把自己推向了绝路。
这是何等痛苦的教训啊!
我们一家乘坐从新潟港起航的“白山丸”,向乐土进发。当时同行的兴致勃勃的少年冲山进留下了难忘的记忆:1941年刚刚建造起来的“白山丸”,在浅绿色的船身上从头到尾画有白色宽线条,像是驶向幸福的箭头。刚上船,喇叭就播出注意事项说,不久前(下)关釜(山)航线的轮渡“昆仑丸”遭到鱼雷的袭击而沉船(1943年10月5日),希引以注意。母亲曾说,她抱着我,听了广播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请允许我后话先说,时来运转,我将亲自脚踏舷梯,再次乘坐这艘“白山丸”,那时他(日本船名之“丸”字为男性代名词)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满载着幸福的客轮了。
开拓团一行在朝鲜清津登陆,随后走陆路越过国境,进入牡丹江省宁安县安家落户。团员在当地被分散到八个村子,还另设了个本部村。那里有我姐姐们上的国民学校。我们家住在王家屯,和当地居民住在一个村子里。
除此之外,还有统治这个地区的驻地日军,譬如松尾中队、宫田中队、横川中队,位于南边的较大村镇沙兰镇设有日本宪兵的警察署。由此可见,日本建立傀儡“满洲国”以后,在这样边远的乡下及山坳里还布下了统治机构。脚穿军靴,闯进人家的屋里,霸占了房子和土地,如遇反抗,则肆无忌惮地烧杀劫掠,天下哪里会有这种强盗的逻辑?其本身已经作茧自缚,陷入无法挽救的死路。但是,开拓团的人们,包括我的父母还鬼迷心窍,没有认清局势。
有关当地的情况,在1945年之初,父亲给日本国内的亲戚寄了一封信。这封信比较长,把当时的情况写得很具体。从信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日本已经面临战败,可父亲本人还没有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这封悠闲自得的信,收件人是父亲的外甥远藤清长,他似乎未继承家传的小五金店,而在外任职。
清长君:
好久没有联系,各位都好吗?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去年忙得不得了,国内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过了新年才顾了自己,国内的种种情况随之浮现在眼前,也想起了两年前各位的模样,十分想念。现在国内一定是遭到空袭,精神上根本没有宁静的时候。快了,再忍耐一下吧。满洲这里不知什么时候也会直接与敌人交锋的。我们今年也将参加后方兵团,在该地区接受与降落伞部队打仗的训练。作为牡丹江后方的我开拓团驻地,似乎是降落伞部队空降的最佳地区。
当地已度过了零下三十五六度的寒冬,现在即将迎来满洲独特的百花缭乱的春天。今年没有雪,到处尘土飞扬。去年夏天,根本不知是怎么过的,一切事情都不晓得,所谓干农活也并不是拿锹去吭哧吭哧挖硬东西,全靠马或农具,妻子背着孩子牵马一起忙活。尽管这样,一天一夜之间野草能长五六寸左右,有的草甚至能长一尺高。当地的野草长得这么快,真是令人吃惊。反过来说,只要除草做得好,庄稼也会长得令人吃惊。虽然经历了屡次的失败,总算把分摊的七百公斤的任务也全交了。吃的也留下来了。马铃薯收了两千公斤左右。钱也花光了。这里的物价没有一个人不觉得昂贵得不得了。除了开拓团本部配给的东西以外,要买的话一两千块钱根本买不到什么。我比别人带来的行李多,穿的衣服在这一两年不用发愁。别人只带了五六件行李,而我们却带来了二十三个。弄得家里没法整理,腾不出地方来。
寒冷也习惯了。由于这里空气干燥,温度计的汞降得那么低也不感觉冷。比国内的冬天要好受得多。只是手脚和耳朵、鼻子冻得要破裂,若没有御寒的帽子,连二十分钟也挺不了。同样是开拓团的团员,来了一年的、两年的、三年的,对严寒的抵抗力完全不一样。三子今年整天在外边玩一点不在乎。学校也没请过假。幼八不太出去,但在家里不穿袜子也能玩得开心。
现在当地因为缺铁,所以一些刀具、木匠用的工具等一概买不到。在这里即使一根钉一根铆都是很珍贵的。去年因为没有扳子而为难。调节农具每天都需要的铁锤全村只有一两把,到处去借。虽然住在一个村的人,但田地离得远,农具的调用就很不方便。你们家里还有这些吗?要是有的话,务必匀给我们。今年明年我是回不去的,一起来的人应征战死,他的妻子正在东京,拟3月份回来。我托她到奥泽(东京地名)妻子的娘家去,如果方便的话替我寄到那边去也好。货款暂时没法付,过一两年想办法付清。
如果离得近的话,直接见面也好,可以对我们的情况加深了解,免得惦记。但从形势来说,东京也比较危险,大概完全办不到。
铁锤或扳手、钳子、方钢、钻头、锹等东西,如果还有的话,给我一些。
今年成立了水田班,定了一个三十万平方米的水田计划。我自己也想搞个十分之一左右,大约三万平方米、两万五千平方米的旱田计划。收成的粮食达六吨,去年也种了不多的一点水田,总算吃到了大米做的黏糕,还吃了个够。
本打算多收一些,但连装粮食的口袋都没有,真无奈。
好了,可能在这一年半载里不能写信,但愿你们都好,与英美决一死战吧。我们也为之奋斗到底。愿今年之内把这些家伙消灭掉。
博司从信里可以看出当地的土地十分肥沃,入住的每户大约有三万平方米土地,据说多的达七万平方米。我家这一年交了摊分的任务粮七百公斤。关于这些土地,父亲在信里写道:“干农活也并不是拿锹去吭哧吭哧挖硬东西。”这就是说,这些地根本不是开拓团亲手开垦出来的。据原开拓团成员之一的冲山进说,当时拿到的土地都是以微不足道的价钱从当地农民手中征调的,自己根本没有开拓。
这封信是1945年1月写的,那个时候已经打算与“敌人”直接打仗了,而且针对降落伞部队的训练已经开始了。信的最后用了“与英美决一死战”、“愿今年之内把这些家伙消灭掉”收尾。
关于我父亲这个人,根据亲戚或原开拓团的人们评价,他是个肯帮助别人、鼓励别人的人,对周围的人十分关心。我虽然未曾受过父亲的熏陶,但别人都说我继承了他的性格。父亲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那么为什么还被这种侵略战争的思想迷住了心窍呢?这一点值得深省。看来越是善良的人越会受狭隘的民粹主义影响。
生母曾经说过,在王家屯我们家附近,有一口全村用的吃水井,用辘轳打水,井旁可以洗衣服、淘米。生母在井边淘米时,中国妇女站在旁边眼巴巴地盯着。日本人把掺在大米里的黑粒,或带皮的颗粒一个不剩地挑出来,可中国人连粗粮都吃不饱,哪还谈得到这么干净?从此以后,生母就再也不去洗衣服或淘米了。
战争的局势不断紧张起来,日本的侵略不只在亚洲,甚至野心勃勃地打算独占太平洋。可是到处遇到抵抗,兵力十分短缺。
我父亲也接到了征兵通知,日本叫“红纸”。1945年7月26日,父亲被征入伍,当了炮灰。当时,生母怀孕六个月,姐姐八岁,我三岁。父亲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我们的呢?活到九十八岁的生母,生前一次也没有提起过这些事。回忆这些事似乎让她感到痛苦。
父亲被征走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地严峻起来,开拓团的人们陷入了惶恐不安的绝境。
现在我手里有日期为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12月18日,原开拓团石井房次郎团长写的一份报告。其开头写道:
昭和二十年(1945年)8月4日,在牡丹江举行了东满省管区开拓团长会议。从当天会议的气氛就感觉事态相当紧迫。不难看出对太平洋战争的看法有了极其悲观的倾向,但还没想到苏军的参战。
过了五天后,苏军从牡丹江等五个渠道进攻了中国东北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得日军全面覆灭。8月15日日本投降,战争彻底结束。
石井团长得到这个消息是8月21日。在那之前感觉“如此待下去危险的程度有增无减”,随之做了最后的决定,率领全开拓团的成员朝大山坳里逃难。从宁安训练所发来指示,说日本关东军已经把桥梁炸毁,往山里逃躲为佳。
14日傍晚起,在雨后的泥泞之中,总共有五百余人逃往三十公里之外的山坳躲避。
待明确得到日本宣布投降的准确信息后,才决定“于(8月)
30 日清晨去苏军驻地司令部”投降。
关于这个时候的情况,在石井团长居住的八丈岛的本地报纸《南海时报》中,有一篇采访他本人的文章写道:“那时,日本官方当局教育日本人,如果战败,要把全团的设施均放火烧掉。但是,石井考虑,这些都是中国人义务劳动的成果,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果实,是全村的财产,不能毁坏。”所以临离开的时候,把小学校,储存石油、大米的仓库全都保留了。
“遗憾的是,”石井继续说负责保卫“满洲国国防”的关东军,“他们深知在后方有不少开拓团,还把所有的桥梁都炸毁了。
在去集中营的一路上真是困苦难言啊!多亏中国人蒸了堆成山的馒头给我们吃,才保佑我们没饿坏肚子。”石井团长的儿媳当年还是开拓团中的少女,名叫佐藤澄子,她说:“当时我十五岁,记得清清楚楚,从逃难的山坳里出来,去东京城附近的集中营时途经王家屯、沙兰,走了有三十公里左右,到达牡丹江边的三陵屯时,已经天黑,又累又饿,幸亏村民给我们预备了晚饭,蒸了馒头,吃了就在那里住了一宿。第二天被关进了集中营,待了一个多月。”关于集中营里的情况,团长写得很清楚:在四千几百人的集中营里,只有十六栋房子。大部分人都住在牲口圈或鸡圈里。集中营里流行麻疹,每天都有小孩死掉。从各地逃生而来的妇女,有不少甚至在路上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而变得疯疯癫癫。报告里的内容惨不忍睹。
这样下去,入冬以后将更不可忍,与苏军交涉的结果,开拓团的人们被允许回原来的驻地过冬。
这个消息传出去后有些团员以外的人也央求同行,其中有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子央求团长收留他们。
团长对他们说:“你们两个不是我们团的人,又不知你们姓啥,是哪里的人,怎么能带你们一起走?”听团长这么说,两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像野孩子似的少年更是跪在地上央求不已。
“我们俩是秋田县开拓团的人,全团在团长的命令下,已自决,只剩下我们两个。”其中一个像刚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鼹鼠那样满头尘土的男孩说。
团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男孩一转身把自己身后腰带上写的字给团长看,并说了自己的名字。上边写的是:东海林贞三,秋田县。据这个东海林少年说:在自决前,他母亲怕走散了,把他的名字和地址写在腰带上。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和其他开拓团的人们一起被关在一栋房子里,事先安放好的炸弹爆炸,大家几乎都死在里边。这两个孩子在窗边没被炸死,跑了出来,还看到几个开拓团的负责人拿着钢刀,把还有一口气的人一个一个地砍死。他们两个吓得跑进山里,算是逃出了危险。在山里混进别的逃难途中的日本人里边,被一起关进了这个集中营。这个少年一口气述说了他们的经过,团长听了,二话没说,就答应这两个孩子跟开拓团一起行动。
这个东海林少年在战后五十周年祭奠之际,曾前来石井团长的墓前深深鞠躬致哀。这时他已经是头发灰白的中年人了。
10 月18 日,一行五百九十人在中方警备队员的护送下,回到沙兰镇。我生母挺着大肚子带我们姐弟俩回到王家屯原来的家里住下。其他没地方住的人,就住进仓库里。
但回到驻地后,维持生活也十分艰难。没有吃的,缺乏营养,还有传染病发生,冬天又冷,每天都有两三个人入土。过了1946 年的新年,到2 月止,已经有一百三十人死亡。
在采访中,我得知还有这样的例子:
畑山一家当时有七口人。进入1945年腊月的4日,祖母因营养失调而逝世。次日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五个孩子,缺吃,有病,她还考虑再忍耐几天,待春天暖和后,就能活下去。天天这么期待着,十天后的晚上,她把最小的第三个女儿抱进自己的被窝里睡下了。
到了早晨,孩子们相继起了床,可是母亲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二儿子达男喊了几声妈,也没有反应,摇晃了几下身体也没动。大女儿郁子、二女儿恭子也吃惊了,摸了摸母亲的手已经没有一点热气,眼睛也不睁开。五个孩子抱着母亲的身体哭成了一团。屋里和外边一样冷,冻得孩子们直打哆嗦。十四岁的达男向弟妹们说了一声:“我去找青木大叔。”说着便飞跑出去。途中滑倒在雪地里,爬起来又跑,像个雪球似的滚到了青木家。
天色还早,村里静悄悄的。
“大叔,不好了!开门呀!”他大声敲门呼喊。青木听了赶紧穿上棉衣,戴上帽子,小跑着赶往畑山家。青木本身也因缺乏营养,体力虚弱,途中捂着肚子歇了几次后,气喘吁吁地进了屋。邻居陈家老太太听到孩子哭声也赶过来。几个孩子只是哭,达男到了这个关头不知所措,只觉得自己最大,不坚强些哪行?
以前有大人,之后还有妈,现在什么靠山也没了,只能靠自己来照顾弟妹。他拉过来满脸泪水的昭子,用袖口给她擦了眼泪,说声:“不怕。”青木也对孩子们说:“有大叔在你们身边,放心好了。”青木在死者的身体上盖了被子,按日本的习惯,理了理死者的头发,在脸上蒙上一块白布。然后,拿把菜刀放在遗体上。要烧香没有香,要点蜡烛也没有,连收殓的棺材都没有,只好裹了席子送去入葬。邻居的陈家也帮忙把遗体抬到青龙山上,数九隆冬,哪里能挖得开土地,只能用雪盖上,祷告一下而已。
过了几天,达男一个人又跑到青龙山上看,母亲的遗体被狼弄得一塌糊涂。看到这凄凉的景象,他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周围无人,在天底下尽情地哭了个够。
这个时期一般是大人死的多,而孩子活了下来。大人将仅有的粮食尽量让给孩子们吃,自己营养不足,失去抵抗力,相继染上伤寒病。几个月的时间就死去了一百三十人,大部分都是成年人。
畑山家的母亲去世后,最小的昭子由陈家老太太接去照料。
虽然儿媳妇临盆,但老太太不能看着这家日本人扔下五个孩子没法活,就收留了一个最小的。但儿媳妇一个劲儿地反对,过了些日子,老太太没办法只好把昭子交给沙兰的远房亲戚照顾。把小妹妹分出去后,下边的两个妹妹也委托青木大叔给介绍到中国人家庭,替人看孩子或操持家务。春天农忙季节,达男也到沙兰给人家干活,弟弟升在当地给人家当苦力。
地处北方,严寒逼人,加之营养失调和伤寒病,开拓团的日本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家也陷入了困境,我的命运也跟着发生了转折。
第二章濒危“这条小命,我拉扯!”
1945年入冬以来,开拓团的人们暂时回到原来的驻地越冬。
我家也回到了那个坎儿下边的房子里。生母挺着临产的大肚子,背着刚满三岁的我,拉着九岁的姐姐,挎着大小行李,跟着大家从集中营往王家屯长途跋涉了四十公里,才到了家。
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妇女和孩子,在路上谁也顾不了谁,都默默无言地、艰难地一步一步行走。有位叫内田久米的妇女,看到我生母肚子那么大,还要背挎着行李,实在不落忍,便伸过手来说:“哎呀!我帮你拿那个包袱吧。”随即从生母的肩上取下包袱来,换到自己的肩上帮着扛了。
“久米夫人自己还有那么多的东西呢。”生母每每想起来,都是声音颤抖着,感激涕零。患难时的友情,把这两个同舟共济的妇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回日本后,久米老太太时常来东京我家串门,和生母聊天。后来我出面为这位好心的老太太找到她朝思暮想的过继子女,即后头要讲的孟淑文及其弟弟,总算替生母报了恩。
生母带我们姐弟回到王家屯坎儿下的家以后,依然天天饿着肚子没粮食吃。生母又是产后体弱,抗不了冬寒,加之染上伤寒病,更是生死难料。
一天,沙兰一个挑担子的叫老王(男女老少、中国人、日本人都这么叫他)的小贩挑着零碎商品来到王家屯。
说起这个老王,在日本居住的原八丈岛开拓团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但是,他的一个关键的底细,任何日本人都不知道。据后来村里人说:“那个老王是地下党的联络员。”他来我家的时候,正好姐姐和我用铝制饭盒在火盆上炒玉米花,当早饭吃。没有吃的,只能做这个。生母和姐姐都瘦得脸色发黑,没有血色。我更是皮包骨,肚子圆圆地鼓着,显得很不相称。眼珠特别大,几乎要凸出来。姐姐怕玉米粒烤煳了,在饭盒里搅来搅去,那金属般的撞击声在屋里特别刺耳。每当生母说到这里时,我都觉得如临其境。
就在几个月前,开拓团的成员无论哪一家都是那么富裕平和,老王也有生意可做。尤其孩子们喜欢吃麻花,每次挑来的麻花都被一扫而光。这一次也挑来了不少,但无人问津。
“夫人,好久没见了。”经常与日本人打交道,老王也会一点日语。
生母支撑着坐了起来,趁这个机会想把这些日子反复考虑过的一个问题跟老王商量一下。
“老王,您来得正好,我有点事想拜托您,不知合适不合适?”生母说到这儿,停了一下,探了探外边的声响,怕有人听见。然后压低了虚弱的声音,小心地说了下去。
“我的身体都这个样子了,不知什么时候有个好歹。我担心这两个孩子,姑娘比较大,能挺得过去,可这小子还小,这么下去恐怕挺不了。所以想跟您商量一下,老王您熟人多,看有什么适当的,能不能把小子抱给别人养活一下。”生母刚说完,没等老王回答,在旁边听着的姐姐就大声地哭起来,扑在生母怀里,边哭边喊:“把幼子抱给别人哪行呀?不能,不能啊!”生母双手捂着脸,讲不出话来。
老王也无话可答。
“我明白了。夫人的意思我完全明白。等我转一圈儿,做完生意再回来。你们娘儿俩也好好商量一下,好吧?”说着就从篮子里拿出几根麻花,递给姐姐说:“给你弟弟热一热吃吧。”接着就挑起担子出去了。
老王走了以后,生母劝说姐姐:这么冷的冬天,又没有东西吃,只有死路一条,开拓团不少人不是接二连三地送走了孩子吗?你的同学正子家,母亲死了,最小的弟弟也在两三天前死掉了。另外,邻居的同学冲山进的母亲也在几天前死去,用席子裹着埋在青龙山。冻土不能挖坑,只好盖上雪了事。过了几天去看,早已经被狼吃掉了。
这些日子相继地有人死去。姐姐想到这些情况,再看弟弟那黑瘦的样子,这样下去肯定活不了几天,不能让弟弟白白地死去呀!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死心塌地把弟弟抱给人家。但还是不愿意答应。再一想即使自己不愿意,可母亲的身体支撑不了,这样反对下去,反而给母亲增加精神负担。到了这个地步,只能咬着牙答应,别无办法。她擦了眼泪,在饭盒里加了些水,放在火盆上加热。随后把麻花掰成几节放在热水里捣碎,让体弱的弟弟吃起来容易些。
弟弟许久没吃到这么香的东西,吃饱肚子,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老王在村里转了一圈儿回来。生母又拜托了一遍,他就答应到沙兰找一下看谁家要孩子。老王把装东西的篮子归置了一下,腾出点空间,轻轻地把孩子放在里边。孩子还睡得很熟,根本没醒。老王把篮子盖好,从外表看不出里边有孩子,这也是生母再三嘱咐的,尽量不要让别人知道。把孩子抱给中国人是违反日本军方的规定的。奄奄一息的这条幼小的生命,就是这样偷偷地被挑出来,逃出了险境。
回到沙兰镇的老王肩挑货篮子直奔熟人老李家去了。在颤颤悠悠的篮子里,孩子还安静地睡着。
老李家夫妇没有孩子,一直想要一个男孩传宗接代。正好在这个时候,老王给他挑来个日本孩子。
老王在门口把两只脚上的雪踢打下来,然后把担子挑到屋里来。
“老李啊,你高兴吧,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宝贝。”老王说着,揭开篮子的遮盖,抱出了个小孩。立时这孩子醒了,转动眼珠,周围是一些从没见过的人,环境也是陌生的,突然间像着了火似的哭了起来。眼泪四溅,哭声不止,还惊恐地用日语“妈呀,妈呀”地直叫唤,手脚挣扎。老李家媳妇接过来抱着怎么哄也没用。
孩子的哭声在屋里屋外响遍了。邻居听说老李家抱了个孩子,都来看。人越来越多,孩子看都是生人,就哭得更邪乎了。
孩子喊的话,大伙听不懂,但哭声惨烈,听着有点刺心。
老李当初看这孩子瘦得皮包骨,不知能不能活到明天的样子,心已经凉了半截;再让这孩子的哭声一搅和,就更心烦了。
“老娘们儿,算了,别折腾了。不要,还给老王吧。”老李冲着他老婆喊了一句,甩手进里屋去了。
老王一听可有些为难了。把孩子还回去的话,只有死路一条。
“怎么办呢?”老王叹了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堆儿里,走出来一个中年妇女,一下子把孩子抱过去了。
“这条小命多可怜,好不容易生下来,连活都活不下去,这叫什么世道。你们不要的话,我拉扯!”说着就把自己的脸贴到孩子的脸上,郑重其事地抱回家了。
到了家,女儿桂芳听妈一说也凑过来,抚摸着孩子的脸蛋儿,逗着玩儿。孩子看着跟平常的姐姐相似的桂芳哄着他,有点放心了,不哭也不挣扎了。由于哭过火了,时而抽搐一下。
在炕上铺了褥子,让孩子躺下,不一会儿就睡了。可能哭累了的缘故,睡得很熟。
这位中年妇女就是收留了我、一把屎一把尿将我抚养成人的养母。她天天早上用手轻轻地揉我的肚子,就像给我按摩似的,反反复复地轻微地揉,因为消化不良,我的肚子一直是鼓鼓的。
养母揉完了肚子,再把吃的东西嚼烂,嘴对嘴喂我吃下肚。经过养母夜以继日地这么抢救,我身上逐渐长了肉,肚子也眼见着小了,从死亡线上回来了。
后来,养母经常挂在嘴边上对别人说:“那一天,我把他抱过来,他就立时不哭啦。我们娘儿俩坐根儿就脾气对劲儿啊!”养母和我都是属马的,日本成语里说,马和马合得来。
如此,我这个日本孩子,对他们来说本来是敌对国家的后代,却被他们拯救并抚养成人,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啊!
不久,原来想抱我的老李家又抱了一个比我大三岁的日本孩子,名字叫冲山幸人,他的父母双亡,无法生存,哥儿四个被拆散,各自去求生。虽然稍微大一些,没有像我那样哭得厉害,但也是泪水吞到肚子里,悲痛难言。我们这些与亲人分散的开拓团的孩子,自打记事儿的时候起,童年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滋味,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不少孩子在战争的混乱中丧生,而幸存的这些孩子,之所以能够活下来,若没有中国的恩人是不可想象的。
何有此生呢?请听我倾吐衷肠。
把我抱出去以后,生母和姐姐母女俩的处境渐渐有了好转。
开拓团团长到处奔波筹集救济资金,多少拿到手一些,发给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团员家属。生母领到一点资金用来购买粮食吃,总算摆脱了饥寒交迫的局面,将就着度过了严寒的冬天。随之生母的健康也有所恢复。姐姐惦记我的情况,时而来看看。从王家屯来一次往返有八里地,对十来岁的女孩子来说十分吃力。养母不愿意让我见,她每次来都躲着养母偷偷地给我麻花吃。起初,姐姐用日语叫我过来,我还乖乖地跟她玩儿;逐渐日子长了,日语忘光了,感情也越来越淡薄起来。
天气暖和之后,开拓团的人们为了确保口粮,大家一起种了些庄稼,今后还不知怎么下去,总得下种,做些准备。这样一忙,姐姐来的次数就少了。
养母还照样早晚给我揉肚子,这种触感,现在的我仿佛还能感到。对我的饮食,养母也很在意,为我找大米吃,做花样刺激我的食欲。
天气暖和了,生母也能出远门的时候,领着姐姐来看我。
途中,从沙兰北门进来过桥的时候,姐姐从桥上看到河边上洗衣服的女孩子,吃惊地跟母亲说:“那不是正子吗?”姐姐大声喊:“正子!小正啊!”连喊了几次,那个正子头也没抬,端着洗衣盆转身跑回屋里去了。“她妈死了后,下边的两个弟弟也相继死去。剩下的大弟弟和正子又分别抱给别人家了。”姐姐十分伤心。
生母也叹了口气说:“冲山家的老四给了原来准备抱养幼子的那一家姓李的,开拓团的这些孩子大的去当苦力,小的抱给人家当养子,以后可怎么办呢?”“三子,”生母叫着姐姐的名字,催着说,“咱们赶紧走。快去看看幼子。”姐姐来过几次,生母还是头一次来,有好长时间没看到自己的儿子了。但姐姐也担心,养母让不让见面很难说。
出乎意料,养母热情地接待了她们。我穿着养母做的虎头鞋,脑袋剃得精光,只脑门儿留下一小片刘海儿,像刚从中国的古画里蹦出来的童子。身体长了膘,胖乎乎的。不到半年的时间,孩子变了样。生母看了特别放心。
后来每当生母说到这时的情形,总要加一句:“那个时候,我真想把你要回来呀!但是没说得出口。”其实,生母连抱也没抱着。养母是十分警惕的,很怕两个人来会把孩子抢走,自始至终,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没往下放。
当然,也坐根儿就没打算让生母摸一摸。而我呢,已经完全不认识生母了。
第三章遣返争子、夺子始末
石井房次郎团长的开拓团《报告》记载:
23日县政府发来遣返回国的正式命令。25日由保安队护送至牡丹江。
8月份还是较热的季节。团部马上向各村分住的团员通知,于14 日早晨赶到沙兰镇东大庙集合。
生母和姐姐也一早就从王家屯动身,来到东大庙集合。把我留在中国,生母拿不定主意,姐姐也说:“把幼子一个人留在中国,多可怜啊!”生母想和团长商量一下,再做决定。所以就带着姐姐,按时来到集合地点。到了东大庙,没等和团长商量,一看大家完全是回国的准备,生母的心动摇了。要是回到日本,那么留在中国的儿子怎么办?归根结底还是舍不得,便走到团长的面前,说不能把儿子扔在这里,今天就不跟大家一块回去了。
团长点了一下最终的回国人数。畑山家几个孩子说二哥达男去找妹妹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达男从昨天就到处跑,先到两个大妹妹抱去的家庭,说服养父母把妹妹放了,一起回日本,两家都好心好意地答应,一家还做了馒头交给妹妹在路上吃。给人家放牲口的弟弟不慎把腿戳在树杈上受了伤,似乎感染了什么病,没法治疗也跟着一块来了。只是抱给邻居的小妹妹昭子又被送给沙兰的某一家,一直找不到。所以今天一早先把三个弟妹送到集合地点,达男自己又去寻找小妹妹。父母双亡,最大的达男才十五岁,但他一心要完成父母的遗嘱,把弟妹全都带回去。没有昭子哪行?从昨天到今天,他拼命地东找西找也音信杳然。到了东大庙以后仍然不死心,又出去好长时间了。
达男不回来,团长也不能发命令出发。都已经7点过了,他还是压令不发,对他来说再也不能丢掉一个人了。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达男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摇了摇头,一屁股坐到地上,闷闷不语,还是没有找到妹妹昭子。他悔恨自己没有更早寻找,到了这个地步,只好忍气吞声地扶起拄着棍子的弟弟升艰难地走上了回国的路。兄妹四个为了不掉队,紧跟着大队伍拼死拼活地走完了三十公里。
我第一次见到达男的时候,他少言寡语。慢慢地我从他妹妹们口中听到有关他的事情,我深受感动。他回到日本,有了家庭以后也念念不忘留在中国的妹妹昭子。一有从中国回来的人,他就去了解情况。妻子认为他想妹妹比想自己还多,而有些嫉妒。
渐渐夫妻间的关系就有了隔膜,不得不离婚,女儿也跟她妈走了。在日本,从这种历史走过来的人,像达男那样,很不容易被一般人理解。他们都有一种不能违背历史遗产的倔脾气,与当代人的风气格格不入。
终于过了几十年之后,在东京的一个小小的公寓里,举行了迎接昭子妹妹的欢迎会。亲兄妹也由于在两个国家相隔多年,语言不得沟通,我出面做了他们的翻译。虽说是兄妹几个,但腿受伤的弟弟升没能回国。在回程的路上,因伤部感染得了破伤风,到达沈阳后被隔离,送进收容所。当达男接到升的死亡通知赶过去时,尸体已经被处置,最后一眼也没看到。在欢迎会上没去中国的大哥也来了。他对弟弟达男,一生抬不起头来。他临去世时,在病床上委托妻子向他的弟妹们各送一笔款项,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抱歉。可是,没等这笔款送给达男时,他也紧跟着大哥离开了人世。
我的生母和姐姐,决意留下来,而没有同行。7点过大部队才动身,母女俩眼睁睁地看着大家向东走去,为了我,她们娘儿俩留了下来。这时只觉得失去了靠山,没有着落。跟着大部队遣返的人们都是差点死掉的人,病的、伤的、老的、女的、小的,尽是弱者。所以拄着棍子的、背着人的、搀扶着人的,渐渐地落在后头,队伍拉得越来越长。
途中要过牡丹江,水流湍急,本来有座大桥,但被日本关东军炸毁,阻挡了开拓团的去路。在河边发现有一条船,但没有舵手。团长为难地叹了口气,想不出办法。正在这时走过来一个男人,大声说:“团长,交给我吧。”他是茨城县人,叫大越与吉,原来干过舵手这一行。由他来操舵,又来了几个八丈岛出身的人帮忙,总算使几百个人安全地渡过了牡丹江。
到达东京城火车站已经是晚上8 点时分,走了十二个多钟头。
团长在《报告》里写道:
于9月3日,一行终于乘坐遣返的列车,到达了哈尔滨。但是,在哈尔滨却发生了意外的事。到达哈尔滨正在办理遣返手续时,突然列车乘警过来把我叫去。跟他过去一看,那里是公安警察的执勤点。马上被几个端着刺刀的兵围住,问了一下理由,也不得要领。结果被关在那里了……关了五天,没做任何调查,就被放出来了(开拓团的人们已经南下)。单独一个人南下也感觉没意思。想到在沙兰还有几十个妇女和孩子留在那里,应该把他们救出来。下了这个决心,就前往中共的军司令部提出了这个要求。司令部马上给我办了通行证,还给了我所需资金。就这样得到支持,再次返回牡丹江及沙兰镇,成功地救出了二十二名妇女和孩子。
但在当地还剩有二十几名妇女和孩子望洋兴叹,不能回乡。
《报告》里写的“下了决心”,这是多么崇高的一片心啊!只身重返,这在当时来说等于再次闯入险境。他这种不顾自身的危险,毅然决然的行动,令人肃然起敬。
团长于9月8日获释出监,从记录来看,他带领二十二名妇女和儿童,于9月18日离开牡丹江,前往哈尔滨。也就是在十天之间回到沙兰集合了二十二个人,又马不停蹄地返回哈尔滨。我的生母和姐姐就在其中。
与其说是生母不愿意把我留在养父母家自己回日本,不如说是姐姐哭着喊着,怎么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弟弟留在中国。这一次,生母在团长的劝说下,也决定和大家一起走了。
生母首先到养母家来了一次,希望养母把孩子还给她。那一天,住在西阁的一个个子很高的妇女,看到生母和姐姐从远处走过来,她就马上双手把我举到棚顶上藏了起来。藏在棚顶上的我留下了一生中最早的一个记忆:从房后头传来了脚步声,不好,来了!来了!我心里怕得不得了。
这次谈判,养母说什么也不给孩子,生母没办法,只好暂时回驻地了。
第二天,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养父下地干活去了,不在家。早晨,我和桂芳姐姐正在玩耍。突然生母出现了。“这个孩子我一定要带回去。”生母跟养母用中国话讲。养母当然不让,双方用日语和汉语反复交涉,却没有结果。
养母把我拽到自己的身后,两手掐着腰,摆出了掩护我的架势。桂芳姐姐还把我拉到自己的身边。生母忽然行动起来,转到养母身后要拉我,三子姐姐也抱住养母的腿不放,养母一趔趄,绊倒在地,把波棱盖磕了,一瞬间站不起来。桂芳姐姐要扶养母,没顾了我,生母趁势抓住我,抱着就往外跑。病愈不久,气色还不怎么好的生母,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力气,趔趄了几次,拼命地跑回驻地。三子姐姐在后边做掩护,对追赶来的养母和桂芳姐姐又推又挡。离着有几百米的大庙就是住处,生母抱我跑进庙里,后头跟过来的三子姐姐随后关门上了门闩。养母从外边敲打大门,根本打不开,只听见我在里边哭叫。
“老陈家的孩子被人抢走了”的消息,一窝蜂似的传出去了。
不一会儿,门前来了不少人,口口声声地喊:“把孩子还回来!”正好团长也在屋里,和生母商量了一下对策。团长虽然不能说把孩子还给人家,但也觉得事态这样僵下去,村民越来越多,而且气势汹汹,将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日本人的名声已经一败涂地,再这样惹是生非,留在这里的日本人更难保人身安全。团长开始劝说生母,应该优先考虑团员们顺利回国的问题。生母也明白其中道理,自己不管怎么着都好,若给别人带来麻烦,那是千万要避免的。
团长提出了一个建议:“把事情交给当地的政府解决怎么样?”正好村长也赶来了,团长就拜托村长把双方带到区政府,由政府出面解决。对此,两个母亲都同意了。
在区政府,官员听取了村长和团长以及两个母亲的陈述。经过协商,宣布了判决方法。
官员先把孩子接管过来,然后让双方的母亲站在两边,把孩子放在中间,他喜欢去哪边,这孩子就归哪边。生母也思考再三,这孩子抱给陈家以后,本来是要死的孩子,经过养父母的精心抚养,不但摆脱了险境,而且还茁壮地成长起来,作为生母确是感谢不尽的。政府判决的出发点是尊重孩子自己的意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生母不得不同意了。
政府门前来了不少人。为了让大家也同意判决的结果,官员安排在院子里的群众面前裁决。
周围群众喊:“好!”官员就做了布置。
中国古代有过判牛的故事,官员可能从这个判例得到了启示。官员让两个母亲相隔二十米左右,在两边站好。他把孩子带到中间来,柔婉地对孩子说:
“孩子啊,你想上哪个母亲的怀抱里去呢?好,你自己去吧。”官员把手松开,孩子便用短小的腿脚,细碎的小步,直奔养母的怀抱跑过去了。
生母像泄了气的皮球,无精打采地带着姐姐回驻地了。团长决定在两天后动身,将离开沙兰。次日,生母带着姐姐,到陈家来了。经政府判决了以后,双方也和解了。养母热情地接待了生母娘儿俩。生母解开了带来的包袱,从中拿出一条毯子和一个黄铜的水壶,放在炕上,并向养母说:“这个孩子,拜托收养吧。”随即深深地低下头来,请养母关照。养母把毯子退还给生母,说:“天冷了,在路上需要,你们留下吧。”姐姐把养母的话翻成日语讲给生母。确实,在路上能够御寒的东西也就只有这条毛毯,生母就说了声:“那就不客气了。”便收下了。那时,我在炕上午睡,生母只看了一下我安详睡觉的样子,便手捂双眼,走出了门口。
次日清晨,回国的团员们总共二十一个人,在团长的率领下,离开东大庙,徒步赶往东京城火车站。临行时,养母背着我站在东卡门的道边上送行。生母低了一下头致意,没有讲出话来。她咬着牙,一言不发,默默地跟大家往前走了。跟在后边的姐姐,回头喊了几次“幼子”,哭得眼泪汪汪。走一段回头看看,依依不舍地离去了。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和三子姐姐的永别。
回国的一行,默默地走上了陡峻的沙兰东岭。忽听见后边有人喊:“慢点儿走,等等我!”团长回头一看,怔怔地站住了说:“那不是小政吗?”这个小政正在给人家放牛,有人告诉他开拓团的人都出发回日本了。他一听,赶紧把牛赶回去,撒腿就跑,飞也似的登上了东岭。
好不容易追上了大家,他一下子趴在地上,跪在团长面前。
“团长,俺也要回去。把俺带回去吧!”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只你一个吗?百合惠和袈裟春呢?”团长追问。
一听团长问到他的妹妹和弟弟,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中国人的长工都给他们安排到养父母家去了。”“那个驼背的老头儿吗?”团长似乎知道一些情况。接着问他,“你的东西呢?”小政这才想起来身边只带了平常用来护身的一根棍子,其他一无所有。
“中岛夫人啊!”团长向后边的生母喊了一句,“你给照应一下吧。”生母向我述说这一段情节时,有点怨气似的说:“团长什么时候都是这么劈头盖脸地委托。”再回到团长的《报告》看一下,上面的记录是:
9月20日哈尔滨,22日长春,按部就班地在日侨管理事务所和日本人会等的周到的关照下,途经锦州、葫芦岛港等地,终于回到了阔别的祖国,眼望着绿色的岛屿,于11月3日,在佐世保港登陆。
回国后,于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东京都政府在成田市召集原开拓团的有关人做了调查。据此,作为孤儿(还有与当地人结婚的妇女)留在当地的,开拓团成员有如下一些人:
饭冢正子 1936 年生饭冢一 1938 年生内田百合惠 1937 年生内田袈裟春 1942 年生冲山幸人 1939 年生近野省三 1942 年生铃木征英 1942 年生中岛幼八 1942 年生畑山昭子 1939 年生长谷川弥生 1945 年生间野晏男 1938 年生间野彻 1941 年生村松赞之助 1936 年生望月久男 1941 年生
第四章:起死回生 春回沙兰大地
我管养母叫“妈妈”,平常简称叫“妈”的时候也有,在日语听来有点洋气味儿,但在中国,这是传统的叫法。那个时代中国的妇女差不多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一般是丈夫的姓加自己娘家的姓,再加一个氏字。譬如我妈是陈孙氏,后来才改为孙振琴。
对养父我叫爸爸,简称叫爸,这也是传统的叫法,我爸全名叫陈玉贵。独生女儿叫陈桂芳,年龄比我大一轮,我叫她桂芳姐姐。
把我抱过来的时候,养父也不太同意。在那一贫如洗的年代拉扯一个孩子比养活一个大人还不容易,这对养家糊口的一家之主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对操持里里外外家务的女方来说,也深知持家的不易。但慈母的爱心胜过一切,所以她毅然地抱养了我这个濒死的日本孩子。她本人自打懂事时起就丧了父,随母改嫁到老孙家。
她从小尝尽人间的苦,也养成了对他人的爱心。
养母是老式的接生婆。过去中国农村没有产院,也没有什么接生员,养母本着她生有的爱心,不知接了多少孩子诞生于世,这使她懂得了生命的可贵。我这个幼小的生命也是在她的爱心下获得成活的机会。
养父母给我起了个中国式的小名叫“来福”。这个名字寄托了养父母的希望,直到我上学前大伙儿都这么叫我,也有的时候只叫福儿。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回国后,第一次访华时,我从天津给养母挂了长途电话,由于信号不好,接通之后只听到那一端养母嘶哑地喊“来福,来福”那微弱的声音。过了这么多年,依然留在我的耳边。
上了学以后,我有了个学名,叫陈庆和。尽管这样,像刚才说的,过了好多年,养母仍然不叫我学名,一直叫来福。如果养母现在还健在的话,她老人家仍然不会改变,会照样叫我来福。
这两个字寄托了她对我的希望。
关于年龄的问题,一般日本遗孤回来寻亲时因为没有准确的生日记录,大都采用所谓推定年龄。而我虽不知道自己的准确出生年月日,挑担小贩老王把我接过来时生母告诉他的三岁就成了年龄的依据。但是我的日本名叫什么,却没有传过来。
我被抱到养父母家以后,语言也由当初的日语,很快就改为汉语。
沙兰镇这个小镇,四周由土墙围起。好像是日本在东北地区建立伪满的傀儡政权,为了便于统治,把散居的当地居民,全部集中到土围子里边居住。所谓土墙,只不过是挖土垒成的墙,墙外边是挖土堆墙剩下的壕沟,兼备防御性。已过多年,土墙越来越矮,不过,壕沟有些地方还是比较深的。土围子四周各有一座门,称为东、西、南、北卡门。过去也许有过门,现在只留下一点痕迹,成为道路的缺口。出了东卡门,就是一个陡坡,称之为东岭。从这里可直达东京城,是通往火车站的要道。
镇的东、西、北三面都是岭,形成一个簸箕形盆地。大体上是四方形的土围子围起来的这个小镇,便坐落在盆底。沙兰河从小镇的西北角流进来,向东南角流出,与牡丹江汇流。小河,规整地把小镇分成了两个正三角形。
走出南卡门,则是一片开阔的火山熔岩覆盖的平川,一望无际,一直延续到南面的山根,当地称它为南石岗。虽是平川,坑坑洼洼的熔岩形成的地表没有土,不适合耕作,只能长一些灌木,还有狼窝等野兽的藏身之地。在远离几十里地的西边远处,尚留有远古时期的几个火山口,形成地下森林。当地对这个奇观,已经熟视无睹。谁也没去认真琢磨过火山爆发流出的熔岩垫平了这个石坑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质现象?南面的山脉顶峰叫老黑山,这可能是山北这一带人起的名字,因为从北边看上去山背面一直是黑的。当地的习惯,看风水的时候,中心点都要对准老黑山的山尖。闻名的景区镜泊湖如项链一般,绕在老黑山的山脚下。
沙兰又叫沙兰站,站是驿站的意思,清代时,西自吉林、东至宁古塔(宁安的古称)是一条交通要道,沙兰是其间几个驿站之一。据说过去在这里设有管理驿站的衙门机构。日本人进来后,驿站的衙门被撤销了。但是,它作为交通的要冲,继往开来,支撑着沙兰的繁荣。
从东卡门进来往街里走,过河之前,道北有一片庙宇,当地叫东大庙,是镇守沙兰的土地神。前后排着三栋朝南的庙堂,里边立着一些色彩鲜艳的雕塑像。我小的时候,还看到过有人在那里烧香跪拜。以后逐渐没人信,香火也就断了。到了夏天,荒草齐腰深,破砖烂瓦满地皆是。有时大蛇挂在屋檐下,晦气阴森,无人敢进。合作化的时候,这里改成了仓库。我回日本的时候,庙宇已经不复存在。
东大庙的东邻是一片大菜园子,姓罗的老两口儿种菜,人们叫它罗家菜园。为了防偷菜,罗家养了几只狗。这几只狗,以后竟成了我家的祸根。
道南对过儿是地主陈家的宅院;东院靠墙根有长工们住的长条房子。我家住在正房的西头,门前隔着一条很窄的通道,面前就是西厢房的山墙。东厢房住的老胡家,我后头会说及。窄小的过道通向西大院,那里曾经住着地主陈玉喜一家。养父陈玉贵和他们是叔伯弟兄,但人家是地主,养父给他们当长工。养父母成婚后,也跟别的亲戚一起,住在西院长工房子的南北阁大炕。
土地改革前,一夜之间,大地主全家都跑了,无影无踪,丢下了大宅院和东院的三栋长工住的房子。陈玉喜还有个弟弟,叫陈玉风,是村里的中医大夫,他没跑,留在村里,也是个很歹毒的大夫。养父对他恨之入骨。
土改以后,打长工的佃农分到了土地。我家分的地在东岭顶上,田垄很长,是比较大的一块地。养父很高兴,还立了一块牌子,标上自己名字。这块地在东岭的上边,往下可以俯瞰整个沙兰盆地。远望出去,南石岗及其南边像展开的屏风似的老黑山俱收眼底。
我家虽然有了土地,但没有其他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播种前需要耙地,使土地松软,只能借用别人家的牛,用来拉钉齿耙。这耙地像在大地上扫描似的,来来回回地耙。为了使钉齿耙能够较深地耙地,上边需要有些重量。养母带着我站在钉齿耙上,手扶立杆,对我来说,既好玩儿,又能帮上忙。
在谷雨种大田的时候,气候已经比较暖和了,我也高高兴兴地跟养父母一块下地。在种谷子的时候,先在田垄上蹚成一条小沟。往小沟里播种子,这是养父的任务。他老人家肩上挎一条细长的口袋,里边装满谷种子,口袋的一端系在空心的木制管子上,管头的出口用枝丫堵着。对准小沟,用细棍边走边敲打管子,里边的谷粒儿均匀地被震出来,撒到田垄的小沟里,养母随后用脚盖上土。我们叫“点葫芦”的这个播种工具可能今天已经进入农具博物馆了,但敲打时的声音在田野上回响,在我的记忆里不次于八音盒的旋律。播大豆的时候,养母在田垄上按一定间隔挖小坑,养父随后点上大豆种子,用脚盖上土即可。这是单调的动作,没有任何旋律。
无论播什么种子,我都帮不上忙。我的记忆之中,最好玩的是听鸟叫。地上到处都是播种的声音,天上能听到百灵鸟的叫声。在广阔、瓦蓝的天空中,多么好听啊,可就是看不到那百灵鸟在什么地方,长的什么美样儿。我问养母哪里有鸟呀?养母说:“福儿,你在地上给它做个窝,它就会下来了。”我就用土块堆砌起来给鸟做窝,盼着百灵鸟,却始终没有鸟飞过来,我的一天也就这样结束了。
夏季的一天,大人在拔草,我在地边上午睡。养母为了不让我被蚊子叮,便把蚊香放在我身边。这蚊香是用艾蒿编成绳,晒干后点火烧的,不会灭。我睡得很熟,翻身时碰到了蚊香,火烧到我的衣服上,把我烫醒了。我一下子哭了起来,养母听到哭声,看到冒烟,赶紧往我这边跑,还喊我往她那儿跑。遇到一起后,养母赶紧把烧煳的衣服扑灭了。养母麻利地把活儿收拾一下,提前带我回家,到家后又马上在烫红了的地方抹了药。养母做什么事都是雷厉风行,真像刮风似的,呼一下就行动起来。
在这个时期,我们家还没有牛或马等牲口,都得靠养父母自己的身体拼死拼活地干庄稼活儿。养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庄稼活儿就得靠自己,一颗汗珠儿掉下来摔八瓣儿。”我也深有体会,庄稼是靠汗水长的。
我稍微大了一些,有一年夏天干旱,不下雨,村里动员大伙儿去东大庙拜神求雨。我也跟别的孩子一起,头上戴着用柳树枝子编的圆套儿,混在人群里,和大家一起上大街,呼喊求老天爷下雨,感觉很好玩儿。
回家时,本以为养母会夸奖我求雨,做了件好事。没承想她老人家完全相反,不但没夸,还数落了我一顿。
“什么求雨求神的,老天爷能给你下吗?”她每天和养父一起,从附近的河里挑水往地里浇。他们除了自己的汗水以外,什么都不信!神啦,鬼啦,对他们来说都不值得信。这一点,至今对我影响很大。
第五章:成长 上学读书
过了年就要上学了。
那个时候,上学就要起个学名,我们叫大名。前边说过,我已经有了“来福”这个小名,再起一个学名就可以了。我随养父的姓,给我起的名字叫庆和。我觉得这个名字十分出色,遗憾的是没有名副其实。而且,陈庆和这个名字,在我的人生中时隐时现,回到日本以后还曾经用过。这是以后的事。
我要上学了,养母感到格外高兴。本来是捡来的一条小命,从濒死的状态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到现在,不只使他起死回生,还眼看着长得胖乎乎的,如今又要上学,小脑瓜越来越伶俐起来了。
那个时候,入学是从过了年以后开始,一年里最冷的时候。
上学穿什么,带什么,都得准备准备。棉袄是对襟、布扣儿的;书棉裤叫马裤,也可能是骑马穿的,裤口紧收,大腿部鼓成半圆形,风雪不透,御寒效果特好;鞋是高腰儿的棉布鞋,还佩戴了棉手套,这手套的大拇指和别的指头分开,可以拿东西,用小绳连起来,挎在脖子上,不用时系在身后;书包是帆布做的,挎在肩膀上。这些东西都是养母自己给我预备的,因为还不那么富裕,鞋是新做的,别的就用现成的。
上学了就不能穿虎头鞋,养母自打入冬以来就准备做棉鞋,利用冬闲的时间,养父的和我的都得做。手头攒的旧布一块一块地用糨糊均匀地贴在木板上,有四五层左右,晒干。这样打好的袼褙,用来做鞋,鞋底、鞋帮都用它。按鞋样把袼褙裁成鞋底,三四枚叠起来,然后用麻线密密麻麻地纳得结结实实。养母纳鞋底儿的样子,给我留下鲜明的记忆。她老人家坐在热炕上,把鞋底放在膝盖上,右手使劲地用锥子在鞋底上穿孔儿,通了麻线拉紧,如此反复,时而把锥子往头发里划一下,锥子尖儿似乎就锋利了。没有耐性是纳不好的,养母纳出来的鞋底儿梆梆硬,做出来的鞋既结实又好看。我们全家穿的都是养母一针一线做出来的艺术品。要出嫁的姑娘一般做布鞋,当礼物给男方,用以表达自己的爱情。正像过去日本妇女织毛衣那样。
日本人古来穿木屐或草鞋,他们哪里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做布鞋的文化!
过去,小学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我们沙兰小学从入学可上到六年级才毕业。所以正门的牌子上写有第六区沙兰完全小学。
另外,和现在不同的是,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前不能上学的穷人子弟,解放后都可以上学了,没有年龄限制,人数剧增,分了甲乙两个班。我们班里,我八岁算最小的,最大的叫王庆林,上了学没几年就抱孩子当爸爸了。
刚上学的时候,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上学的男生全部都剃成光头。不知学校的守则里有没有这个规定,也可能是日本人留下来的习惯,对此养母是非常讨厌的。当我入学的时候,养母坚决不让我剃光头。
她老人家说:“我们孩子虽然是日本人,大了也不当和尚。
天这么冷,干吗要剃成光头呢?俺们不剃。”就这样,我把头梳成三七分的分头进了学堂。
学校里男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光头,只有我没剃。班里男同学不少过来取笑我:“真羡慕你呀,头上还长着头发呢。”我的性格比较老实,跟女生一样,头上又有头发,可能是那个淘气包子段元昌给我起了个外号儿,叫我小姑娘。他坐在我后头,时而伸过手来抚摸我的头发:“小姑娘,让我摸摸,你的分头多带劲呀!”我逐渐地躲开这些淘气包子,跟同桌曹秀兰等女生玩儿的机会多了。这样一来,小姑娘这个外号就更落实了。
有一天放学回到家,养母喜形于色地迎过来,问:
“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学国语了。”我回答,顺便给养母背诵了一段。
“第一课,人,一个人,两只手……”养母听了,乐滋滋地问:
“是吗,那么‘人’字怎么写呀?”养母不识字。
我就把胳膊绕到背后,两腿叉开,对养母说:
“妈,你看着,这么写,一撇一捺,就是‘人’。”我给妈比画。
“你那马裤像长了翅膀,可别飞走了。你是妈的宝贝儿啊!”从争子纠纷的那个时候起,虽然过了四年多,可在养母的意识深处,还留有我被夺走的恐惧。
学校的生活,我逐渐习惯了。
我们的校舍南面紧靠沙兰河的河边,教室是一栋较长的砖房,正中间的校门,有点欧式古典风格。进了校门向两端伸过去有走廊,排着高年级的教室和教员办公室。西头往北拐过去是西栋校舍,有教室和礼堂,是后盖的。再往东拐,连着的是北栋教室。南、西、北三栋房子连在一起,学校的房子是“区”字形。
围在中间的操场和砖房前边的河边地,是我们学生玩耍的乐园。
沙兰河上有三座桥。西大桥和中间的桥之间的河以北是我们校舍,我家住在东大桥附近。所谓中间的桥地处沙兰站的中心,河以南有供销社、旅店等商业设施,本来应该有个象征性的大桥,可是因为河太宽,都是临时搭的板桥。
我在上学期间,几乎都是从西大桥过河。下文提到家里发生的不幸遭遇,使我改变了上学的路线。过了西大桥,在砖房的西端角上有一棵高大的柳树,是学校的象征,就好像日本的学校都有樱花树那样,枝条荡漾,柳絮飞舞,给孩子们报春,沙兰河在它面前破冰,阳光在河面上闪闪地流动。
这所学校是我们德育、智育、体育的摇篮。我在沙兰的近一半时间,都是在她的孕育下成长的。(可是今天,在这地球上,她已经不复存在,2005年的天灾一天之间把她抹掉了。)
学校当时的设施是很简陋的。学生数突然增加,没法容纳。
刚刚解放,资金缺乏。连温饱都顾不上的时代,哪还谈得上教育预算。为了让孩子都能上学,赶紧盖了房子当教室使用,总算遮风避雨能够上课。学生自己从家里带来板凳坐,土坯摞起来架上木板,当书桌用,在上边可以写字。我们班有五十个人左右,设备虽然简陋,有课本念,有老师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快乐的集体生活了。以后逐步地给我们做了桌椅,两个人一桌,这才有了“同桌”这个概念。
我们的班主任叫马春兰,她就像一朵娇艳的兰花。我的同桌叫曹秀兰,她像是一朵洁白的兰花。她住在河以北的长安村,和班里的张淑芝是邻居,上学放学两个人都形影不离。张淑芝嗓门儿好,唱歌说话如鸟语婉转动听。我和她以后又有机会不期而遇,在我回国的时候,她曾助我一臂之力。
学校这个地方集中了全镇的孩子,当然开拓团遣返后的日本遗孤也都在学校里亮相了。每个遗孤怎么与亲人离别又抱给中国家庭的,在学校里故事般地传开。
一个叫刘淑琴的女孩子遗孤比我高两年级,学习成绩很出色。老刘家把她卖了当童养媳,当地政府拒不批准,收留了她,并供她上学。在同一个年级有一个叫赵全有的男孩子,是她亲弟弟。脑瓜格外聪明,在高年级的乐队里敲大鼓,每逢学校有活动时,都是他站在队伍的最前头,敲着大鼓前进。
在他们下一年级有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女孩子,名叫孙淑琴。
她的养母特别疼爱她,原来没有孩子,抱了她以后,生了个男孩,但对她仍然爱之如命。养母为了供她上学,宁肯给人家当保姆挣钱。她的同班生里有个叫邱继友的男孩,个子较高,好像也是日本人。以后听他自己说,他还有一个哥哥比他大三岁,他父亲被征去当兵,母亲生病去世,他和哥哥分别被抱给中国家庭。
哥哥来看他,他扔石头子儿,喊“日本鬼子”。以后他的那个哥哥被带到南方,失去了联络。听说死在井里,不知是真是假。
当地有名的张兽医有一个抱养的日本孩子,村里相传那个孩子一哭肚脐儿就凸出来。这位张兽医会做生意,在沙兰大街开了个杂货店。我七岁左右的时候,养父去买烧酒,手拉着我一块去,我走在养父身旁,觉得养父特别高,阳光照在养父脸上,显得他特别白。除了给自己买烧酒以外养父还买灶糖,过小年时供在灶王爷那里。张兽医拿来烧酒和灶糖,养父又说:“给这孩子拿包糖豆儿。”张兽医包了糖给我,还说:“这孩子挺仁义。”养父付了钱,就聊起我来。张兽医突然往里边连喊了几声“国华”,从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