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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映日月美留人间

“一滴水可以映射出太阳的光辉。”光美留给我们的,是平凡而光荣、朴实而美好的印象。作为一位世纪老人,她不愧是中国杰出的、深受人们爱戴的女性。

王光美,用谅解对待苦难与世人

这本书内容涵盖了北平解放、开国前后、斯大林逝世、高饶事件、中共八大、庐山会议、三年困难时期、包产到户、北戴河会议、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重要事件。但它们并不是王光美一次性和作者谈完的。

对话黄峥:我眼中的传奇女性——王光美

35年术业专工,黄峥已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刘少奇研究专家。签赠会上,先生回忆起《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一书的创作历程。

王光美如何熬过十年浩劫

临批判前的那一幕让王光美印象深刻,也是她活下去的动力之一。1967年7月18日造反派进来后,大声命令王光美先跟他们走。王光美连忙站起来,刘少奇也站起身,上来握住王光美的手。“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

图书详细内容

王光美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面对黄峥的采访,王光美口述了她同刘少奇的相知相恋的过程、回顾了她伴随刘少奇经历的风风雨雨,披露了党和国家多个重大事件的真相,更有关于当年党内高层人士家庭生活的生动叙述。这是王光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全面谈及往事,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细节浮出水面。

作者:黄峥页数:分类:传记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15.06ISBN:9787020106141
定价:¥58.00版印次:

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为本书亲笔题写书名。 

看似轻松的对话,实乃惊涛骇浪; 

涌动历史风云,揭示人世沧桑。 

王光美,同她的丈夫、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样,在中国家喻户晓,在国际上也广为人知。她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知识女性,可*终选择了共产党。她怎么会和刘少奇相识恋到结婚,她伴随刘少奇经历了哪些风雨路程?“文革”中她经历了怎样的不堪遭遇?王光美为你一一道来。 

王光美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面对黄峥的采访,王光美口述了她同刘少奇的相知相恋的过程、回顾了她伴随刘少奇经历的风风雨雨,披露了党和国家多个重大事件的真相,更有关于当年党内高层人士家庭生活的生动叙述。这是王光美**次也是**一次全面谈及往事,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细节浮出水面。

内容简介

王光美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面对黄峥的采访,王光美口述了她同刘少奇的相知相恋的过程、回顾了她伴随刘少奇经历的风风雨雨,披露了党和国家多个重大事件的真相,更有关于当年党内高层人士家庭生活的生动叙述。这是王光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全面谈及往事,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细节浮出水面。

作者简介

黄峥

江苏省启东市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71年11月起在安徽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工作,1979年3月进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1980年9月毕业后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历任刘少奇研究处处长、第二编研部副主任、当代文献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刘少奇研究分会副会长等职,1995年获研究员职称,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作品有:《刘少奇一生》《刘少奇传》(两卷,副主编)、《刘少奇年谱》(两卷,副主编)、《刘少奇研究》《王光美访谈录》《刘少奇大辞典》(主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编著)、十二集电视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总撰稿)、十二集电视剧《刘少奇故事》(总策划)、十五集电视剧《刘少奇的国事家事》(总策划、编剧)、大型传记性画册《刘少奇》《薄一波》《万里》《荣毅仁》《王光英》(主编或副主编)等。

  目  录  

我和少奇共同生活近二十年

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

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

一架飞机把我从北平送往延安

在延安我和少奇相识

少奇要我跟他走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

难忘的结婚“仪式”

我学习当少奇的秘书

从西柏坡到香山

少奇第一次上我家

陪少奇去天津视察

在天津的二十八天

关于“四面八方”政策

女儿平平出生

少奇秘密出访苏联

允斌、爱琴从苏联回国

开国之初

捷克大使夫人送的花瓶

1951年冬去南方休假

少奇出席苏共十九大

我第一次去苏联

少奇没能参加悼念斯大林活动

所谓“擅自发出文件”问题

关于高饶事件

少奇当选全国人大首任委员长

中共八大前后

少奇l956年访问苏联

调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毕业生

少奇当选国家主席

1959年庐山会议

在海南岛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

江中遭遇龙卷风

少奇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

1961年湖南农村调查

借宿王家湾猪场

参观韶山毛泽东主席旧居

在天华大队十八天

少奇四十年后重回故乡

再见家乡父老乡亲

祭扫母亲和看望姐姐

……

附录

王光美年表

后记

光映日月 美留人间

——印象王光美

精彩试读

不堪回首的岁月

少奇受到的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折磨,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为了党的利益,“文革”开始时,少奇同志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开脱别人。后一段,他努力想使干部早点解放出来,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当时,少奇同志面对的是他所热爱的群众,他不能与之对立;对他爱护的干部不能说好,对他仇恨的奸臣又不能痛骂。看到党和人民受到灾难,他无能为力。在他的一生中,最后这一段,是最严酷的考验,最艰苦的斗争。

黄峥:1966年10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在全国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

王光美: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检讨。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

有一天,陈伯达约我到钓鱼台谈了一次话。他没有讲什么重要问题,只是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事,还讲了一位“秀才”怎么去见情妇的逸闻。我以前在一些事情上帮助过陈伯达。他这次找我谈话,好像是因为随着运动的进展,马上要批判我了,他用这种方式答谢我一下。

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

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他的检讨,就是努力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的,尽管他思想上并没有想通。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的一次小会上,除过去检讨的内容外,少奇同志对请示过毛主席并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有许多重要事情虽然是经过了主席才作出决定的,但是没有让毛主席充分考虑,而是例行公事或经过一下毛主席,就轻率地作了决定,或者在作出决定之后,再经过一下毛主席就发出了。因此,我并没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真实意见……经过毛主席看了一下,但并没有取得毛主席赞同就作出了决定,因此发生的那些错误,我同样负主要的责任。向主席请示报告不够,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问题反复商量、反复酝酿不够,这是我多次犯错误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黄峥: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过:“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但林彪、江青一伙却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借口,大批少奇、小平同志,把问题越搞越大。

王光美:我曾问过少奇同志: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同志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1966年11月底的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阶级教育”。我心里难过,走进她们住的房间,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记。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亲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为什么要生我?我本来根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心如刀绞,不由自主地拿着平平的日记本,走进少奇同志办公室。少奇抬起头,发现我满脸泪痕,有些吃惊,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

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叫来,对他们说:“我犯了错误,可能要批判我几个月,你们要经得起考验和锻炼,要经得起委屈,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许多革命前辈都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他还说:“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老家种地。我的职位高,对党的责任大,犯了错误影响也大,但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保证一定能改正错误。”

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动情地对我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这段时间,少奇同志每天都在看书看报,阅读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默默思考。他是真心想听取批评,改造思想,争取再为人民工作。

黄峥:到了1966年12月,形势好像发生了大的变化。12月18日,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要他行动起来把刘少奇、邓小平搞臭。12月25日,蒯大富根据张春桥的授意,在全市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并把这一口号推向全国。

王光美:12月底,江青亲自出面找刘涛谈话,拉她造反,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要与刘少奇彻底划清界线。”江青还说:“这些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

由于江青的唆使,刘涛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经王前口授,刘涛在聂真家写了诬陷少奇的大字报。那是1967年1月3日。在这之后,黄色大字报纷纷出笼。少奇对此非常气愤,说:“国民党骂了我几十年,还没有用这种语言!”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了个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事件。造反派冒充医生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打电话来,说我们的女儿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手术台都准备好了,要我作为家长去医院签字。

我实在想不到,这些人会使出这种丧失人性的手段。听了这个消息,我的脑袋顿时“嗡”了一下,话都说不出来。少奇同志一听,也焦急地站起来,说:“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这时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指示,忙说:“总理不让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觉得女儿是为了他而受到牵连,坚持要去医院。他见我犹豫,对我说:“你跟我的车去!”他还以为他的吉斯车外出能安全。

我们很快到了医院。我一下车,就见源源、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里,没见到平平。源源一见我,朝我喊了一声:“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我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万不能让少奇同志落在他们手里,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没有想到少奇会亲自来,一开始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马上就走,还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卫士贾兰勋反应快,一把架起少奇坐回汽车里,开回了中南海。

造反派把我绑架到清华大学。在车上我责问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他们明确地回答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

周恩来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报告,一面给蒯大富打电话要他放人,一面派秘书孙岳同志赶到清华大学要人。在总理的干预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见我终于回家,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1967年1月份,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几次勒令少奇同志去作检查。少奇给毛主席写信请示:“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主席将这封信批示给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总理很快找建工学院的造反派谈话,制止了他们的行动。

就在这期间,戚本禹却指使中南海一些人成立造反团、战斗队,几次到我们家批斗少奇和我。造反派让我们低头弯腰,叫少奇同志背语录本上的某页某段。少奇同志回答说:“要我背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主席的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起了什么作用?随便哪一篇我都能回答你们,我是毛主席著作编委会的主任。”少奇的话噎得造反派哑口无言。他们只得把少奇赶走,单斗我一个人。

1967年元旦以后,造反派几次来批斗、质问少奇。少奇同志在回答问题时,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看到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他痛心地说:“这些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样搞损失太大了。”他多次表示:只要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任何处理。

1967年1月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以后,少奇同志明显地消瘦了。不知为什么,报纸上批判经济主义,又莫明其妙地扯上少奇。少奇看后说:“现在批经济主义是什么意思?我早就不过问中央工作了,为什么又同我连上?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早点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刘源:大概就是那段时间,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路上遇见亭亭,对她说:“毛主席找我爸爸谈话了,要他‘为革命当黑帮’。”亭亭回家在吃饭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了,我也在。妈妈不大相信,追问亭亭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是那样说的吗?爸爸说了一句:“她哪儿编得出来?”

王光美:这期间,少奇同志对我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不坚持己见。”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我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

大约1月16、17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要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这部电话是少奇同志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坚持要得到总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

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直到这时,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刘源:有一阵子,是我去医务室为爸爸妈妈取药,包括安眠药。爸爸妈妈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人睡,而且用量比较大,但医务室不多给,总是不够。有一天妈妈开了个单子,让我到街上买药,大概有五六种,其中也有安眠药,舒乐安定之类。我去了同仁堂等几个药店,还是没有买齐,只买到三种。但安眠药倒是买来了,一共六瓶,回来交给了妈妈。那时我和郝苗叔叔住一个屋子,饭后坐在床上聊天,我就说起上街买药的事。郝苗问买什么药,我说安眠药最多,六瓶。郝苗一听大惊,责备我说:“你怎么干这傻事呀?”我愣了,说:“我怎么啦?”一时没醒过神来。等我明白后,吓了一跳,立时觉得浑身发麻,赶紧跑去向妈妈要药。妈妈明白了我的意思,说:“爸爸妈妈不会走那条路的,你放心。”可我还是不干,坚决要求把安眠药拿回来,我说:“药我拿着,你们要,我随时给。”

黄峥: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中旬还讲过,九大时还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我的分析,1967年3月份以后,处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逐渐被江青一伙所控制。毛主席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王光美:1967年3月份,一份造反小报揭发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说少奇讲过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看到后,于3月28日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回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说明自己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4月1日,各报刊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大肆攻击污蔑少奇。少奇同志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有一天,我们家的一个卫士不知为什么事一生气,把家里几个房间的门都锁了。平时,我们家的房门都不锁,对身边工作人员是公开的。这样一来,弄得我们进不去卧室。少奇同志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要秘书送去。信上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这里是中央所在地,很不严肃;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么办?第二天收到了总理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问题,我已报告了毛主席。”

4月6日晚,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身边工作人员成立了“南海卫东造反队”,到少奇同志办公室,面对面地质问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要求写出书面材料。他们还要少奇同志改变作息时间、打扫卫生、自己打饭等。4月13日,他们见少奇还没有写出书面交待,再次批斗了少奇。少奇在回答问题时争辩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当问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时,少奇发了脾气,说:“提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他们还问,这事是中央谁批准的?少奇说:是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毛主席也知道。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由于改变作息时间,安眠药给得少,少奇同志几天没有睡好觉,再加上这件事的刺激,4月8日晚上突发神经性昏厥,面色青灰,嘴唇发黑。我赶紧通知门诊部。大夫来给了几片药。少奇几个小时后才恢复。

4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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