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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详细内容

《晚明大变局》是樊树志先生五十余年明史研究及对中国历史思考的结晶,是继《晚明史》之后,对晚明历史研究的又一力作。本书在进一步推进晚明史研究的同时,对中国大历史的变迁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晚明大变局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颠覆性大变局的…

作者:樊树志页数:500分类:历史
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日期:2015.08ISBN:9787101111002
定价:¥52.00版印次:1
内容简介

《晚明大变局》是樊树志先生五十余年明史研究及对中国历史思考的结晶,是继《晚明史》之后,对晚明历史研究的又一力作。本书在进一步推进晚明史研究的同时,对中国大历史的变迁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晚明大变局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颠覆性大变局的思想和文化潜源。

宏阔的学术视野结合细致入微的考证爬梳,本书中,樊先生在诸如“倭寇”问题、西学问题、东林及复社问题等上,澄清了人们的诸多误解,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同时,樊树志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士大夫,是中国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并还原了瞿汝夔在西学东渐过程的关键性作用,打破了学界历来引用西方学者认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传教成功仅归功“三大柱石”而忽略瞿汝夔的成说,推进了晚明史研究的高度。

樊树志先生的语言通畅浅近,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了大众能读懂的历史叙述,真正做到雅俗共读,在推进了晚明历史研究的同时,给读者提供了一本系统了解晚明社会发展的简明通史著作。

作者简介

樊树志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

代表著作《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万历传》(1994)、《崇祯传》(1997)、《国史概要》(1998)、《晚明史(1573-1644年)》(2003)、《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国史十六讲》(2006)、《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2007)、《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明史讲稿》(2012)、《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国史十六讲》已畅销三十余万册。

  目  录  

引言 

第一章 “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

一  海禁政策与朝贡体制

1. 严禁“交通外番,私易货物”的海禁政策

2. 俯视周边的朝贡体制

二  日本的朝贡关系与宁波争贡事件

1. 日本的朝贡关系

2. 大内氏与细川氏的宁波争贡事件

三  海上走私贸易与海禁政策的较量 

1. 海上走私贸易面面观

2. 海禁的突破口: 月港与双屿港

3. 朱纨的悲剧: 海上实情实事未得其要领

四  嘉靖倭患的真相

1. 何谓“嘉靖大倭寇”

2. 倭患与真倭、假倭

3. “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五  王直之死与海禁的开放

1. 胡宗宪招抚王直

2. 王直其人其事

3. 开放海禁之议

4. 月港贸易合法化与广中事例

第二章 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

一  新航路发现与葡萄牙人东来

1. 寻找通往印度的航路

2. 葡萄牙人的中国贸易

3. 从香山澳到濠镜澳

二  以澳门为中心的全球化贸易

1. “东方第一商埠”——澳门

2. 澳门—果阿—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

3. 澳门—长崎之间的远程贸易

4. 澳门—马尼拉之间的远程贸易

三  尼古拉一官与“海上马车夫”

1. 泉州海商李旦

2. 尼古拉一官——郑芝龙

3. “海上马车夫”——荷兰东印度公司

4. 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日本的贸易

四  “马尼拉大帆船”与太平洋丝绸之路

1. 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与西班牙人东来

2. 从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太平洋丝绸之路

3. 从月港到马尼拉

4. 从澳门到马尼拉

5. 中菲贸易的鼎盛时代

五  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流入中国

1. “商业上的‘纳贡’”

2. 全汉昇: 美洲白银的1/2被运到中国

3. 弗兰克: 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1/4至1/3

第三章 江南市镇: 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

一  江南经济的高水平发展

1. 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

2. “湖广熟,天下足”何时形成?

3. 江南的乡村工业化

二  晚明: 江南市镇的迅猛发展时代

1. 苏州府与松江府的典型分析

2. 江南市镇的规模与结构

三  丝绸业市镇的分布及其特色

1. 丝绸业市镇的分布

2. 丝绸业市镇的经营方式

3. “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

四  棉纺织业与棉布业市镇

1. 乌泥泾与黄道婆

2. “绫布二物,衣被天下”

3. 棉布业市镇的分布状况及其特色

4. 棉布业市镇的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

5. “土布出洋”一瞥

五  经济高度成长与奢侈习俗风靡

1. 社会风尚由俭入奢

2. 奢侈风尚的典型分析

3. 奢侈风尚的经济意义

六  余论

第四章 思想解放的潮流

一  陈献章:“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1. “江门心学”的怀疑精神

2. “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

3. 陈门弟子: 从贺钦到湛若水

二  王守仁:“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1.“学贵得之心”

2.贬谪龙场:“动心忍性,恍若有悟”

3.“功高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

4.漫长的昭雪之路

三“掀翻天地”的王门弟子

1.“不从人脚跟转”的王畿

2.“六经皆注脚”的王艮

3.“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颜山农、何心隐

四李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

1.赞扬王门弟子“一代高似一代”

2.“假道学以异端目我”

3.“快口直肠,目空一切”

4.“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

5.“先生起千载,高言绝群智”

第五章 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一耶稣会士东来:利玛窦的前辈

1.依纳爵罗耀拉与耶稣会

2.澳门: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通道

3.沙勿略神父:向中国传教的创始人和发起者

4.范礼安神父:中国传教事业之父

5.罗明坚神父:中国传教事业的实际开创者

二利玛窦神父的“本土化”传教活动

1.“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

2.《交友论》:“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

3.《天主实义》:“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

4.“登上了‘月球’”

5.为传教士们留下了敞开功德之门

三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

1.《山海舆地全图》与《坤舆万国全图》

2.《几何原本》、《同文算指》与《圜容较义》

3.《奇器图说》与《泰西水法》

4.《崇祯历书》

四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1.第一个结识利玛窦的名士瞿汝夔

2.可以与托马斯莫尔媲美的徐光启

3.“以西法为宗”的李之藻

4.由佛教到天主教的杨廷筠

5.“读书必开眼”的方以智

第六章 新气象:文人结社与言论

一“虑圣教之将绝”的应社

1.文人结社之风由来已久

2.应社与广应社

3.“尊经复古”

二“负韬世之才,怀救时之术”的几社

1.“十人社”、“六人社”与“十八子社”

2.“绝学有再兴之几”

3.剖析朝政利弊的《几社壬申合稿》

4. “关于军国,济于时用”的《皇明经世文编》

三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社

1.复社的尹山大会、金陵大会与虎丘大会

2.门户之争与政治谣言

3.甚嚣尘上的攻讦

4.复社的理想政治——吴应箕的个案

5.《留都防乱公揭》

6.报国无门的悲剧

四余论

后记

精彩试读

第一章 “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

四嘉靖倭患的真相

2.倭患与真倭、假倭

亲历平倭事宜的唐枢,在一篇写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公文中,提及“寇之缘由”,说得还是比较客观的:“海寇之炽,自嘉靖五六年始。彼因商道禁严,横行劫掠,然止以南纪澳为巢穴,居有定处。至嘉靖二十年后,许栋、李光头等掠人责赎,声势衍蔓,然止偶遇佛郎机船数只,党有定伙。昔时在倭为寇,在我国为民;行者为寇,居者为良民。今则华夷浑处,内外连结,善恶莫辨。官府举动方下堂阶,而声传贼众;贼有勾当,不时遣入,而即作施行,推厥所终,诚可疑惧。”

地方政府第一次以“倭贼入寇”上报朝廷,与“内地奸商”汪直、徐海与余姚谢氏在海外贸易上的纠纷有关。朱纨在奏报漳州走马溪大捷时,说“夷患率中国并海居民为之”,王士骐引用这一奏疏,所写的按语很值得注意:海上之事,初起于内地奸商汪直、徐海等,常阑出中国财物,与番商市易,皆主于余姚谢氏。久之,谢氏颇抑勒其值,诸奸索之急,谢氏度负多不能偿,则以言恐之曰:“吾将首汝于官。”诸奸既恨且惧,乃纠合徒党、番客,夜劫谢氏,火其居,杀男女数人,大掠而去。县官仓惶申闻上司云:“倭贼入寇。”巡抚纨下令捕贼甚急,又令滨海居民有素与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告。于是人心汹汹,转相告引,或诬良善,而诸奸畏官兵搜捕,亦遂勾引岛夷及海中巨盗,所在劫掠,乘汛登岸,动以倭贼为名,其实真倭无几。显然,地方官所谓“倭贼入寇”完全是讹传。所谓“内地奸商”汪直、徐海,不过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徽州商人,他们代理余姚谢氏货物的外销业务,另一方则是停泊在宁波外海的日本或葡萄牙商船,汪直、徐海从中起到中介作用,收取佣金而已。由于谢氏经常拖欠应付的佣金,引起纠纷,最终导致一场焚劫事件,轰动一时,却与“倭贼”全然无关。此处所说的余姚谢氏,即前任大学士谢迁家族,与同安林氏一样,都有强硬的背景,可见势豪之家都卷入走私贸易,所以难禁。但是,走私贸易者并非倭寇。这条关于倭寇缘起的重要史料,值得重视。

同时代的嘉兴人李日华,在《嘉禾倭寇纪略》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海上之事,初起于内地奸商汪直、徐海辈,阑出中国财物,与番舶市易。主于余姚谢氏,颇抑勒其值,谢复多所贞,度不能悉偿,则恐之曰:“吾将首汝”。诸奸恨且惧,纠合徒党,夜焚劫谢氏,杀男妇数人,掠资而去。有司张皇其事,称“倭入寇”。巡抚都御史朱纨下令捕贼甚急,又令沿海居民得互讦察,相告言。于是人心汹汹,诸奸莫必其命,遂勾岛夷及海中亡命,乘潮登岸行劫。李氏退官后致力于地方志编纂,此文当为地方志而写,应是实录。李日华与王士骐是同时代人,王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李是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王是太仓人,李是嘉兴人,就时间与空间而言,都是嘉靖倭患的亲历者,所见略同,不足为奇。然而文字如此雷同,人们或许会问,究竟是谁影响了谁?抑或二人都接受了同一信息源?这其实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两位重量级人物的看法如此一致,有力地证明了事实的真相。海上之事起初不过是海商的走私活动,由于地方官谎报军情,朱纨的严厉海禁,促使海商转化为海盗。王氏说“勾引岛夷及海中巨盗,动以倭贼为名,其实真倭无几”;李氏说“勾岛夷及海中亡命,乘潮登岸行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倭患缘起的真相。

当时人几乎都认同这样一点,即真倭所占比例极少,大部分是假倭。嘉靖三十三年(1554),身任兵部侍郎兼漕运总督的郑晓,于四月十三日写的奏疏中说:“倭寇侵犯,其中类多福建、浙江并江南、江北、直隶之人,或奸豪射利之徒,或勇悍无聊之众,赍粮漏师,肆无忌惮,结党效尤,苟活旦夕。若不早为区处,日甚一日,其祸不啻烈于戎狄而已。”

同年五月十二日,他在另一份奏疏中说:“臣原籍浙西,叨役江北,窃见倭寇类多中国之人,间有臂力、胆气、谋略可用者,往往为贼路踏白,设伏张疑,陆营水寨,据我险要,声东击西,知我虚实。以故数年之内,地方被其残破,至今未得殄灭。缘此辈皆粗豪勇悍之徒,本无致身之阶,又乏资身之策,苟无恒心,岂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致鸱张。是以忍弃故乡,幡从异类。倭奴藉华人为耳目,华人藉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岛,倏忽千里,莫可踪迹。况华夷之货往来相易,其有无之间,贵贱顿异。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赢;居者倚门,而获牙行之利。今欲一切断绝,竟至百计交通。利孔既塞,乱源遂开,驱扇诱引,徒众日增。”

他一再指出,所谓倭寇大多是中国人,既有东南沿海省份的奸豪,也有破产的勇悍人群。海禁愈严,断绝了他们的生计,祸乱愈发严重。对于这一点,他写的《皇明四夷考》,从政治腐败入手予以分析:“近年宠络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乱,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徭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为之向导。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奋臂欲泄其怒。于是王忤疯(王直)、徐必欺(徐海)、毛醢疯(毛海峰)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劫库纵囚,遇文武官发愤砍杀,即伏地叩头乞余生不听,而其妻子、宗族、田庐、金谷公然富厚,莫敢谁何,浙东大坏。”

明末陈仁锡在谈到海防时,引用了郑氏这段话,不过立意稍有不同:“或云,罢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内诇,海上无宁日矣。番货至,辄赊奸商,久之,奸商欺负,多者万金,乃投贵家;久之,贵家又欺负,不肯偿。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贵官家欲其亟去,辄以危言撼官府出兵,辄赍粮啖番人,利他日货至,且复赊我。番人大恨,言我货本倭王物,盘踞海洋不肯去。小民迫于贪酷,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于是,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劫库纵囚,遇文武官发愤砍杀,浙东大坏。”

当时的地方官多纷纷指出,倭寇大多是中国人。例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太平府同知陈璋向朝廷上《御倭十二事》,重点就是“倭寇多中国人,宜早图区处”。兴化知府董士弘认为,“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又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仲律,向朝廷上《御寇五事》,第一就是“绝乱源”:“夫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逋民也。臣闻海上豪势为贼腹心,标立旗帜,勾引深入,阴相窝藏,展转贸易。此所谓乱源也。”

明白了所谓倭寇大多是中国人,也就是说,真倭少而假倭多,并不能解释本质问题。必须进一步揭示真倭与假倭的关系,如果假倭从属于真倭,听从真倭指挥,那么把这些假倭概称为倭寇,并无不可;假如真倭从属于假倭,听从假倭指挥,那么就不能把假倭一概称为倭寇。

在这方面,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徐阶向皇帝奏对时所说的话,最有说服力:“臣去岁具奏时,尚闻此贼是真倭,近来细访乃知,为首者俱是闽浙积年贩海剧贼,其中真倭不过十分之三,亦是雇募而来者。只因初时官司不能讨捕,彼见地方无人,又得利甚厚,故旧者屯据不去,新者续增无穷,而沿海无赖贫民为所诱胁,因而从之,故其徒日繁,其势日猖獗。”

徐阶的这段话,是对于皇帝咨询的回话,是两人之间的意见交换,与公开场合的官样文章截然不同,他坦率地讲了真话。那些海贼并非真倭,而是长年在闽浙沿海从事贸易的“剧贼”,而十分之三的真倭,是他们雇募而来的日本人。因此真倭是从属于“剧贼”的,当然不能笼统地把“剧贼”一概视为倭寇。

那么这些雇募而来的真倭充当什么角色呢?一是用他们来对付官军,二是用他们来混淆视听。请看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的说法:“海商初不为盗,然盗由商起,何也?许二、王直辈通番渡海,常防劫夺,募岛夷之骄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话说得很直白,那些真倭都是王直等人从日本雇募而来的,处在从属的被雇佣的地位。这也印证了徐阶所说,“真倭不过十分之三,亦是雇募而来者”,确有所据。反观郑晓所说,“倭奴藉华人为耳目,华人藉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就显得过于含糊,不分主从。所以关于倭寇的记载中,有名有姓的真倭寥寥无几,稍微有点名气的有一个名叫辛五郎,此人不过是徐海的偏裨。

曾经作为胡宗宪幕僚的茅坤,亲历倭患,谈及此事,非常注意把“海上之寇”与“倭寇”、“倭患”加以区分。他在一篇议论“海寇事宜”的书信中,向浙江巡抚李天宠条陈八事,即谍贼情、申军令、利器械、分战守、择官使、籍兵伍、筑城堡、练乡兵。其中第一条“谍贼情”写得最为精采,特别强调“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其实皆中州之人”:即如近年黄岩以来,众并称倭奴入寇。倭特东海诸夷之总名,而不闻其某岛为首乱,以某事始衅也。或谓诱之者海贾王五峰、徐碧溪等。然要之,诸海贾特以射利而出尔,非欲长子孙海岛也……若海上之寇,乘潮而来,自温、台、宁、绍,以及杭、嘉、苏、松、淮阴之间,几三千里。东备则西击,南备则北击,决非国家戍守之兵所可平定者。近闻里中一男子,自昆山为海寇所获,凡没于贼五十日而出,归语;海寇大约艘凡二百人,其诸酋长及随从,并闽及吾温、台、宁波人,间亦有徽人,而闽所当者什之六七。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也。夫既皆吾中州之人,其始也,本操资冒利而入;其既也,则相与行动,畏重罪而不能出。《筹海图编》专门写了《寇掠分合始末图谱》,提及的倭寇,其实都是假倭。陈文石的论文引用了这一《图谱》,令人一目了然。简要摘引如下:

金子老、李光头:双屿之寇,金子老倡之,李光头以枭勇雄海上。子老引为羽翼。迨子老去(归福建),光头独留,而许栋、王直相继而兴者也。

许栋:此浙、直倡祸之始,王直故主也。初亦止勾引西番人交易,嘉靖二十三年始通日本,而夷夏之衅门开矣。许栋灭,王直始盛。

王直:嘉靖二十三年入许栋船为司出纳,为许栋领哨马船,随贡使至日本交易。嘉靖二十七年,许栋为都御史朱纨所破,王直收其党自为船主。嘉靖三十一年,并吞陈思盼,因求开市不得,掠浙东沿海。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在列表为俞大猷所破。分略沿海各地,败走白马庙,往日本,屯松浦。

陈思盼:屯长涂,寻为王直所灭。

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屯日本杨哥,攻仙游寨,攻瑞安、黄岩,出洋,巢柘林,分掠苏州、杭州。林碧川、邓文俊、沈南山皆海上巨寇也。嘉靖三十一年浙直之祸林碧川实为之首,破黄岩得利,遂启群盗贪心。三十三年,萧显继出。碧川与显以次败亡,而徐海、陈东又继之为浙东大患。

萧显:寇太仓,陷上海,巢柘林,破南汇,据川沙,攻嘉定,败走海盐。南直隶之祸,萧显实为首,善战多谋,王直亦惮而让者也。

徐海:率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岛诸倭入寇,屯柘林,攻乍浦,犯平湖,破崇德,犯湖州,分掠各地。嘉靖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之乱,徐海为之首,陈东、叶麻为之辅,众至数万。

陈东:率肥前、筑前、丰后、和泉、博多、纪伊诸倭入寇,攻南汇、金山,入崇明,攻青村,围上海,遁归日本,复屯川沙,并入柘林,与徐海合,攻乍浦,围桐乡,分屯新场,与徐海、叶麻合。

陈文石引用了上述《图谱》后评论说:“这些有的原为海盗,纯以劫掠为事。有的原为海商,转而为盗。三十三年前后,诸股渠帅多被诛服,惟王直、徐海等仍为乱不已。”

3.“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明白了海商转而为盗的背景,我们不能不佩服当时人唐枢的犀利目光,他在回答胡宗宪的咨询时,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海禁严厉,商人转而为寇:“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衍,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始系于此。夫商之事顺而易举,寇之事逆而难为,惟其顺易之路不容,故逆难之图乃作。”他特别强调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海上逐臭之夫无处无之,恶少易动之情,亦无处无之。樵薪捕鱼,逞侠射利者,原无定守,不得安于其业,则随人碌碌,乃常情之所必至。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无所效尤,以为适从。故各年寇情历历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三十二年)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三十三年)之寇,沙上黠夫、云间之良户复大益之而为寇也;乙卯(三十四年)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迹是而观,能无治其乎?”很清楚,倭患最严重的嘉靖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先是海商转而为寇,继之各行各业随之为寇,沿海的黠夫与松江的良户也从而为寇,到了后来四方云集,鱼龙混杂,形势愈发严重。

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对倭寇的分析,与唐枢有异曲同工之妙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成为中国大患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其人众,其地不足以供,势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

二、由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闽浙沿海民众海上贸易的生路受到遏止,由商转而为寇:“嘉靖初,市舶既罢,流臣日严其禁,商市渐阻。浙江海道副使傅钥申禁于六年,张一厚申禁于十七年。六年之禁而胡御史琏出,十七年之禁而朱御史纨出。视抚设而盗愈不已,何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商在此者,负夷债而不肯偿;商在彼者,甘夷据而不敢归。向之互市,今则向导;向之交通,今则勾引。于是滨海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三、政府推行政策的偏颇是导致“倭患”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初但许栋、李光头等数人为盗,既则张月湖、蔡未山、萧显、徐海、王直辈出而称巨寇矣!初但宫前、南纪、双屿等数澳有盗,既则烈港、柘林、慈溪、黄岩、崇德相机失事,而称大变矣!初但登岸掳人,责令赴巢取赎,既则盘踞内地,随在成居,杀将攻城,几于不可收拾矣!”

四、归根结底,“倭患”根源在于海禁太严:“推原其故,皆缘当事重臣意见各殊,更张无渐,但知执法,而不能通于法外;但知导利,而不知察乎利之弊,或以过激起衅,或以偏听生奸……闽广事体大约相同,观丙子(万历四年)、丁丑(万历五年)之间,刘军门尧诲、庞军门尚鹏调停贩番,量令纳饷,而漳潮之间旋即晏然,则前事得失亦大略可睹也。已夫,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

既然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太严,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堵”,而是“疏”,换言之,必须开放海禁,才能缓解倭患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乱。事实已经证明,用军事围剿来解决倭患并不成功,从朱纨、张经、李天宠到胡宗宪,调动重兵围剿倭寇,劳民伤财,财政不堪重负,民不聊生,社会愈发动乱。平倭总督胡宗宪之所以会乞灵于“招抚”的一手,就是看到了围剿难以奏效,不得不另谋出路的无奈之举。而“招抚”必须以开港通市作为交换条件,开放海禁便成了无法绕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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