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语出《何尊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这一国宝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刻有长达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王城的重要历史事件。全文如下：“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达文王，肆文王受兹因（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牧民。”宅，居住的意思。

“中国”这个名词，是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习用的，但是真正问起这个名词的含义，相信很多人都不容易表述清楚。而随着对“中国”这个名词的思考，便会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谁是东方？何谓“中华”？“中国”意识从什么时候凸显？“汉族”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如何从历史与现实中界定“中国”？中国会否在亚洲中“消融”……著名学者葛兆光以一个身在“中国”的学人，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寻求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答案。

本书讨论的是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现实。从有关“中国”、“亚洲”或者“世界”的认识的历史资料，包括中国和朝鲜、日本的历史资料中出发，把问题放在思想史脉络或学术史语境中去讨论，而不是从来自西方的“理论预设”下去倒着看历史，或者从现实利害的角度做“提供证据”似的历史论证；是从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历史渊源去追溯“中国”，而不是从“政治”和“策略”是探究根源。

自序

绪说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

引言 “中国”作为问题与作为问题的“中国”

一　从施坚雅到郝若，贝：“区域研究”引出中国同一性质疑

二　从亚洲出发思考：在亚洲中消融的“中国”

三　某些台湾学者的立场：同心圆理论

四 大汗之国：蒙元与大清帝国对“中国”’历史的挑战

五　后现代历史学：从民族国家拯救什么历史?

六　如何在中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中国?

结语历史、文化与政治：中国研究的三个向度

【附记一】

【附记二】

第一编 在历史中理解中国

第一章　“中国”意识在宋代的凸显

某些台湾学者的立场：同心圆理论

关于台湾历史学的讨论，最麻烦的是政治化问题。我的评论不可能完全摆脱两岸立场的差异，但是，我试图尽量从学术角度讨论而不作政治价值的判断。对于“中国”这个议题，台湾方面某些学者当然一直有相当警惕，他们对于大陆用现在的中国政治领土来界定历史中国，有种种批评，有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如一个叫做吕春盛的学者，对大陆流行的四种关于“中国”的论述，都作了尖锐有力的批评，他说，要界定一个完整意义的“历史上的中国”，恐怕也几近是不可能的事。

避免界定一个包括台湾的“中国”，避免一个包含了台湾史的“中国史论述”，试图超越现代中国政治领土，重新确认台湾的位置，这一思路当然掺入了现时台湾一部分历史学家太多的政治意图。不过，在历史学领域，确实也有人从台湾本土化的愿望出发，借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研究之风气，重新检讨中国史的范围。其中，一些台湾学者提出了“同心圆”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杜正胜先生。在一篇相当具有概括性的论文中，他说，“到1990年代，此（指台湾代表中国）一历史幻像彻底破灭觉醒了，新的历史认识逐渐从中国中心转为台湾主体，长期被边缘化的台湾史研究，已经引起年轻学生的更大的兴趣。我提倡的同心圆史观扭转‘中国主体，台湾附属’的认识方式，也有人深有同感”，他觉得，这是反抗文化霸权，因而试图瓦解传统的“中国”论述，代之以一个以台湾为中心，逐级放大的同心圆作为历史论述的空间单位，即第一圈是本土的乡土史，第二圈是台湾史，第三圈是中国史，第四圈是亚洲史，第五圈一直到世界史。

在杜氏的理论背景中，除了依赖区域史与世界史论述，分别从“小”与“大”两面消解“中国论述”之外，把“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整合与文化认同分开，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支柱。由于杜氏的论述是建立在把“台湾”从“中国”认同中“拯救”出来的基础上，因此他强调，所谓“中国”是在战国晚期逐渐形成的，“此‘中国’与以前具有华夏意味的‘中国’不同，它进一步塑造汉族始出一源的神话，汉文化遂变成一元性的文化，这是呼应统一帝国的新观念，完全扭曲古代社会多元性的本质”，这种依赖于政治力量的整合，使被强行整编到中国的文化，又随着政治力量进入“中国”的周边地区，改造土著，因此，“汉化”这个过程，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文明化（华夏化）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统合的历史，在强势力量的压力下，土著只有汉化，因为“汉化是取得社会地位的惟一途径，坚持固有文化者遂被主流价值所鄙视”，因此，按照他的说法，台湾是被迫整编进中国论述中的，要增强台湾的族群认同，当然就要破除中国文化同一性神话，这种所谓同一性，不过是在政治权力的霸权下实现的。

他们觉得，这是祛除台湾文化认同与历史叙述的“混乱”的良方。但是，且不说这种论述的历史依据如何，从历史论述上看，台湾的清晰，带来的是中国的残缺，原来似乎没有问题的中国论述，在这种“离心”的趋向中，也发生了同样的“混乱”。2003年底，在庆祝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周年的会上，作为原所长的杜正胜，又发表了一篇相当重要的讲话，其中提到当年在大陆时，傅斯年等人一方面提倡近代性的历史学，即“不该有国情之别，只有精确不精确，可信不可信”的学术，但是一方面又由于内心关怀和外在环境，有很浓烈的“学术民族主义”，这种“学术民族主义精神使史语所扮演另一个爱国者角色”，可是，如今却不同，他在第六节《期待新典范》中提出，“史语所在台湾，客观情境让它跳出‘中国’这个范围的拘限，让它走出与人争胜的‘国’耻悲情”，这个时候，他提倡的是“超越中国的中国史”，是“从台湾看天下的历史视野”。

从台湾看天下，因此台湾是中心，历史论述中，时间如果被王朝所捆绑，那么历史常常就是以政治王朝为经，以皇帝更替为纬的王朝史，空间如果被帝国所限制，那么历史描述常常就会有中心与边缘的层级差异，但是，当这种时间与空间被新的视野和新的分期所替换，那么确实会形成新的论域。1998年，郑钦仁在《当前中国史研究的反思》中引述了日本人尾形勇、岸本美绪《中国史》、矢吹晋《巨大国家中国のゆくへ——国家·社会·经济》、《岩波讲座世界历史（3）——中华形成の东方と世界》以及李济的《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再论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等等，重新讨论古代中国的范围，他觉得，还是日本支那史的“中国”范围比较适合，他说，古代中国的精神线，大约应当在长城以内，并批评所有中国学者都用现在的中国政治疆域来处理古代中国问题，什么都说成是中国的，这是民族主义。而廖瑞铭的《远离中国史》，不仅有一个惊世骇俗的题目，而且提出一个“非常政治性的宣告”，觉得过去台湾的中国史有太多的迷思，总是沉湎于四点，一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二是在中国历史中寻求智慧，三是中国历史提供太多词汇来定义现代事物，四是世界二分并立。他说，这里面有太多的政治考虑，“历史是一种诠释的学问，具有理性与感性的双重性，它可以是一种学术、真理，也可以是族群情感的黏合剂”，但是，当他斩钉截铁地要远离中国史的时候，他是否也是落入了以台湾为中心的“太多的迷思”，或者完全变成台湾“族群情感的黏合剂”了呢？

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杜正胜引起极大争议的一个话题，就是重新绘制地图。他设想以台湾为中心，改变过去横向东西纵向南北的地图画法，使它转个九十度，他认为这样一来，台湾就不是“中国”的东南“边陲”，而中国沿海就是以“台湾”为圆心的上方的一个边缘，而琉球以及日本则是台湾右边的边缘，菲律宾等就是台湾左边的边缘。那么，在这样的历史与空间叙述中，“中国”是否就被消解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