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城镇中学生先“闹革命”当红卫兵，后被下放到农村去。据统计，1968至1980年间的下乡人数，大约有1700万。这场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一场彻底的政治运动，名为“上山下乡运动”，在世界或在中国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场运动对整整这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秩序，使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影响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城市社会，甚至农村社会。这整一代人可以被称作“失落的一代”。

本书揭示了发起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公开或隐蔽的动机，与他们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法，同时分析了他们的这些决定在整个社会上所引致的后果。本书也探讨了下乡运动进行了20多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小规模的运动)，为何会在1980年突然寿终正寝，并且研究了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政治及经济上留下了什么印记，以及它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应该占一个什么位置。

引言

几个词语的诠释

运动提出的几个问题

研究的资料来源

直接的资料来源

间接的资料来源

第一部分 动机

第一章 意识形态动机

培养革命接班人

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

缩小“三大差别”

第二部分 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与终：下放知青政策的演变

第四章 掌管实务的领导与意识形态领袖：前奏(1955～1966)与插曲(1966～1968)

低调的开端

“大跃进”失败后的加速进行

制度化及长期计划化

矛盾及保留态度

“文化大革命”：下乡中断与自发回城潮

第五章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68～1976

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大军出发了：1968～1969

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

运动的重整及重新发动：1973～1976

第六章 末日的必然来临：1977～1980

1977：华国锋无能为力的继承愿望

1978：从犹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确定

1978年底～1979年底：群众的抵制与政府的坚持

1980：运动终结

1979～1980：回城及就业问题

恢复高考：部分知青的救命稻草

第七章 上山下乡运动阴影下的20世纪80年代

知青办销声匿迹与经费清理问题

将“留在沙滩上的小虾”安顿在当地

再来一次下乡运动？

如何计算插队知青的工龄

第三部分 上山下乡生活实录

第八章 沉重的启程

动员工作

选择下乡地点

载歌载舞伴以哭天抹泪的启程

第九章 物质困难及精神困顿

难以适应农村生活条件

难以融入农村社会

群组的社会身份及认同问题

个人的发展与前途问题

第四部分 社会上的抵制

第十章 社会控制制度

第十一章 消极抵制及其结果

异端言行，违法乱纪及另类文化

各自逃命及其后果

第十二章 公开抵抗

一个时代终结带来的震荡

1978～1979：当权者与社会的较量

第五部分 总结：历史上的“运动”

第十三章 社会经济方面的总结

减轻城市压力问题

农村的发展，缩小城乡差别

第十四章 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总结

作为政治赌注的下乡运动

意识形态上准备达到的目的

结论

经济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还是一场政治运动？

国际间的追随者及同行者

上山下乡运动与魅力权威的局限性

乌托邦思想的告终，社会力量的再生

参考文献

第5部分管家们与意识形态领袖：前奏与插曲

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本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课题。然而，有必要了解个大概，为的是能够明白1968年发起运动。事实上，在那个期间，下乡运动大部分的主旋律已经草拟定下，而某些机构也已经成立，稍后才又开始运作。

低调的开端

在中国，遣送城镇青年到农村去始于1955年。我们至少可以给这一时间找出三位先行者：为首的是俄国民粹派的名为“到民间去”的那一场运动，仅仅在1874年夏季就有几千年青的大学生下乡，他们一边劳动一边鼓吹造反。中国运动与他们最重要的相似点在于，都是城市青年下到农民中去直接与他们联系。可是很难比较这两场运动。俄国民粹派不准备在乡下待很长时间，而且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虽然充满着宗教式的豪情狂热（1874年夏季在俄国被称作“疯狂的夏季”），最后还是很快地以全面失败告终。民粹主义运动在中国倒是比较走运，但是不得不和它的对手之一：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1919年，李大钊（不久以后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学习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不仅因为在中国大多数劳工阶级是农民，p.80也因为对青年来说农村是一个“光明”的地方，而城市则是很容易迷路的“黑暗”的地方。他的号召得到了响应，1920年代一些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到农村去宣讲了，他们搞成了一场农民运动。他们之中有澎湃，还有毛泽东，人人都知道，后来他把这场运动推到了很远。尽管1949年以后向遣送到乡下去的城市青年描绘的是革命者的农村美丽史诗，但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运动。

相反，1941年发起的已经名为“下乡”的运动，特别是1942年在延安那一场，与我们在这儿研究的可以拿来做一比较：因为都是由在位的共产党政府组织动员，作为目标都是既要改造农村又要改造下去的青年干部、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当年根本不可能预见在乡下待很长时间，因为战争状态不容制定长远的计划。至于下乡人数就更加不能与1950-1970年代的下乡运动相比了。但是，革命成功后领导人发起下乡运动时，中共在延安“实验室”取得的经验就毫无疑问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我们已经谈过，革命后最直接的下乡运动前身是1954年由赫鲁晓夫鼓动下共青团出面安排在苏联进行的大规模垦荒运动。最初的时候，中国的运动也是完全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应该特别指出，当时的规模并不那么大。1955年当新下乡运动在中国发起的时候，还不是群众运动。1955-1956年间，下乡的城市青年大概还不到8000人，p.81比起当时被大批遣送去开荒的青年农民及农村出身的城镇学校毕业生的人数来说，那只是很不起眼的一小群人。还应该指出，好多个“城市”青年并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也不是真正的城市人，而是京郊的青年农民干部，被动员去参加开发边疆地区。杨华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第一支60人的北京垦荒队队长，是当年垦荒运动的主要英雄人物，是整个下乡运动的模范。1955年9月他们在锣鼓声中出发，在东北北大荒成立了“北京庄”。后来又有160名北京青年跟随他们到了那边。杨华本来是北京郊区石景山西黄乡的乡长兼共青团支部书记。同年11月，河北队也出发到了同一地区，在102名先锋队员中，有7个党员，77个团员。所以，那根本就是一批招募来的政治精英，是为了树立榜样的。1960年代初期以及1968年后下乡的知识青年就不具备这些特征了。这些特征也表现在苏联模式中，年青的共产党干部响应党的号召，起了火车头的作用。两场运动规模上区别分明，其原因就在于苏联头几年获得成绩的两项主要因素在中国都不存在：一方面是农业机器和交通工具；另一方面是具有农业知识的年轻人。由于那些中国垦荒者能付出的只有体力和耐力，城市青年到了那里就不能完成交付的任务。因此，从1956年年底起，即使为了宣传继续大唱颂歌，但这场垦荒运动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了。在那个时期，领导人其实很需要一些能感人肺腑的讲话与振奋人心的模范事迹，因为他们担心城市就业情况恶化引致不满情绪爆发。P.82反右斗争的政治形势有助于采取强制性的措施，1957年6月以后明显地增加了遣送青年下乡的人数：从1955-1956年的几千人一下子跳到1958年的7万9千人。1956年后，知识青年不再到垦荒区的国营农场去了，而是去毛所强调的农村合作社，因为那里需要识字的人。在最初阶段，遣送下乡与城里的就业或升学问题是清清楚楚连在一起的。

推理来看，确实具有减轻城市压力的优越性，但不久在大跃进期间无暇再考虑这个问题，下乡运动自然就完全停止了。当时，尽管仍旧大力宣传知识分子想要“又红又专”，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锻炼，还得参加体力劳动，但是工厂企业扩大招工，学校扩大招生，这都使遣送学校毕业生下乡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口号。在毛带头的集体疯狂时期，迁徙运动的方向倒转了：许多知青回流，特别是农民以百万数计地涌入城市，还找到了工作。然而，祸福弹指间，一下子就从欢乐的浪尖掉进了灾难的深渊。在农村两三千万农民饿死，而在城里粮食配给量就减少了很多。对国家的预算来讲?这种形势到了无法掌握的地步：必须保证城市的物质供应，可是城市居民从1957年底的9千9百万上升到1960年底的1亿3千万，还必须发工资，而受薪者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3千1百万增加到6千万）。但是没钱，很多城市工厂便不得不关闭（1960-1965年间有10万家）。因此，应该将迁徙运动的方向重新扭转过来。首先提上日程的是将大跃进期间受雇工厂的农民（1958-1960年间共有2千多万人），必须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把他们遣送原居地。这项工作在两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所有的，只要是能减轻城市负担的措施都考虑到了。所以又开始一场规模巨大的知青下乡潮。1960年8月党中央发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新方针，号召出身农村的知青大批回乡，向邢燕子这个女知识青年新模范学习。

大跃进失败后的加速进行

现在轮到城市出身的年青毕业生了。有关下乡，官方的统计资料都只从1962年算起。事实上，我们知道城市青年从1960年底起就离开城市，就是说从城市精简人口运动开始之时。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8届9中全会上，决定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并掀起“支援农业运动”。遇罗克，后来为“出身不好”的子女伸张正义而牺牲的烈士，也是在1961年初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公社去的。虽然他的统考成绩优异，但因父母的政治问题，1960年却被拒绝进入大学，其后他决定下乡以明志。尽管这样，第二年又再参加一次大学入学考试，还尝试申请参军，两者都以失败告终。1964年初，他因病返回北京，靠做临时工生活，同时仍然继续在乡下时都没停止过的自学与写作。遇罗克的个案很值得研究，因为他的情况在1960-1966年间下乡的相当一部分知青中极为典型：出身不好或者出身一般的年轻人总是被人歧视的，想继续学习或找到工作，希望很渺茫。实际上，在1960年代“出身不好”的阴影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为数愈加庞大的人群。首当其冲的是“黑五类”的子女，跟着是老“资本家”的或者与外国有联系的各类人等的子女，最后就是知识分子的子女。遇罗克代表着少数理想主义青年，早在1960年代初期就有意识地用行动证明，虽然出身不好，但有积极的革命精神。他们自愿去下乡，是将此看作必须经受的一场考验，而不是最终的命运安排。然而，大多数这类“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是因为完全没有希望在城里找到工作，又不能再依靠父母生活，才下乡的。 

p.84 

遇罗克的例子说明，现实中起码有一部分没有反映在官方的统计里。虽然那几年间，在中国不同地区像北京、广州、上海、四川、陕西，等地都有下乡的，可是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1960-1961年间的官方数字，这可以说明这两年中的知青下乡不是国家统一组织的，而是各地各有各的安排。对中央政府来说，只要地方的举措有助于减少在城市生活的人口，那就都是好的。有些年轻人单独去到跟他们有特殊关系的农村地区，有些去国营农场，还有些给安排进半工半读学校，这些我们后面会谈到。在这种情况下，1960-1961年间毕业生下乡的数字永远是个谜。当然，跟往后几年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时政府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来自刚毕业的学生，更有前几年毕业的但仍处于无业状态的学生，还有1960或1961年时因财政困难索性关闭了的学校。所有这些年轻人没有单位，也不在学，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无所事事，也没有任何行政单位管他们，被称作“社会青年”。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自然是出身不好的。其中一些变成了小流氓。街道委员会试图看管他们，可能的话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没什么办法。1962年底全国有两千万当局要遣送去乡下的社会青年。 

出现了一个令准备下乡的年青人万分焦虑的新问题：户口问题。1950年代初中期已经有了各种管理户口的措施，到了1958年当局重新捡起定下的措施，企图使其制度化，并且加大力度。在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根本不考虑宪法条款明确规定公民在尊严和权利上人人平等，而且有迁徙的自由，反而硬性设立了一道樊篱隔开了享有特权的城市人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乡下人。后来这份“条例”因大跃进延迟了严格执行的时间。从1960年起，户口制度开始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支柱之一。P.85失去城市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从此以后知青将永远被贬到农村低下阶层中去。这令他们非常反感。1961-1962年间不少干部想让知青快点儿走，就给他们留下城市户口，或者答应他们过几年可以重新取回，这是一个永不兑现的允诺。 

直至1962年，大部分知青不再去公社了，而是去国营农场，这些农场在1950年代，尤其在大跃进期间，不停地在增加。下到国营农场去倒没有引起太多地抵制，因为在那儿可以享有固定工资，工作时间正规，还有一系列的集体生活组织（食堂、宿舍、工余活动），这些都能吸引青年人。从1963年起，就有一些去新疆军垦农场的。这一下乡新途径说明国营农场的容纳量已经饱和了，同时也考虑到战略意义，这一点我们已谈过了。对年轻人施行社会政治控制，军垦农场最理想了，而那些青年在那里不仅可以享受国营农场的好处，还可以得到作为“守卫祖国边疆的战士”的精神满足感。

制度化及长期计划化

由于知青人数增长得很快，农场只能接受一小部分。事实上在1963年中，经济形势好转了，遣返大跃进期间流入城市的农民的工作结束了，而一些知青心中升起了可能返回城市的希望，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宣布要将下乡运动转变并定为大规模的长期性的计划。6月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个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15年规划，很快就又延长至18年。当局认为节育工作政策两年后生效（从1963年算起），那么1965年后出生的人得在16年以后达到就业年龄，那时才能看得出这项政策所能带来的积极效益。周恩来为这个规划亲自列举出各类数字。他预见在此期间内，每年将会有300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等待安置。1963年10月18日他又在一个内部讲话中宣称，今后18年内有3500万城市青年得下到农村去。P.86那就是说每年有200万左右的青年下乡。负责这些问题的谭震林副总理估计有150万，而其他人则预测只有100万。这份相当空泛而又不太科学的规划是不准备向公众宣布的，但必须通过宣传工作把主要精神传播出去。因此，1964年3月份起，人民日报就有连篇累牍的文章：

“每年有几百万城镇中小学毕业生。除了一小部分学生可以继续升学或者留城就业之外，大部分都要到山区和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

政府的这份雄心万丈的规划当然会让人不得不考虑到财政预算。1950年代，知青下乡“不向国家要一分钱”，得到了高度赞扬。当时年轻人的热情如此高涨，他们甚至自愿付出大部分的交通费和安置费。但1958年起就有了一些改变，习惯上是向去农场的知青发放安置补贴费。然而，面对大量知青，这笔补贴费对国家来说就太高昂了，加上国营农场已经容纳了太多的人，得建立新的，这就要花费更多的钱。假如这些农场不能赢利，那么国家的负担就更重，因为必须给职工发放工资。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将知青遣送到农村去，到人民公社生产队去。到那边去所需要的安置费远远没那么昂贵，而知青的工资也不是国家的事情了，是由生产队根据集体劳动所得来进行分配。因此，从1963年起，大部分知青都是被下放到农村去的。

掌管下乡运动（直至终了）的办事机构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最初，负责遣送知青的机构是主管安置大跃进后精简农村出身的职工的。主要负责机构是农垦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份综合文件1962年6月1日公布，名为“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并责成该部成立安置办公室协调全国工作。11月周恩来要求国务院农办建立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农垦部承办。随后，安置知青的工作就p.87附加到这些机构的常务工作中去，直到遣送知青成为一项单独的工作任务之时。1964年1月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明确规定成立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任组长，设置在他本人领导的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内。此后，各级行政机构都必须成立相应的小组和办公室，可以与经已成立的安置职工办公室共用，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任务必须明确分清。大量知青需要安置，因此，县，作为最低的一层，必须成立“安置工作组”。这种制度很有组织地一直运作到文化革命，其间定期召开全国会议检查工作。文化革命后，“革命家”替代了“管家”，当年严密的官僚行政制度不复存在。

如何尽可能最合理地贯彻当时看来很有必要的政策，这种忧虑也反映在半工（农）半读学校的制度化问题上。这类学校是大跃进的产品。1957年毛发现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右派分子”，这令他大受刺激，因而在1958年反复强调教育制度必须为农民工人服务，更好地与实际劳动相结合。这条最高指示引来的是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它将在往后十几年里指导这个领域的工作。教育政治化与普及化是其主导思想。为了能够满足教育的需要，必须提倡建立各类学校，鼓励各方投入资金，特别是创办由集体及企业资助的半工半读学校。刘少奇从1957年就很关注这些问题，大力推动落实这项政策。他认为这类学校可以与传统的全日制学校同时并行发展。毛及其他领导人当时对刘的“两种教育制度”表示赞成。于是，许多不同的这种类型的学校在大跃进及随后的困难时期中发展了起来。到了1964年，又提出大量遣送知识青年长期上山下乡，与此相联系，刘的设想是有系统有步骤的方案。P.88既然“大多数”城市青年得去乡下劳动，那么，培训他们未来从事农业生产显然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设置在农场或农村的半工（农）半读学校的职能，年轻人在那里学习农业技术基本知识，同时熟悉生产活动，以备毕业之时可以完全投入。这类学校在1964-1966年间达到相当兴旺的局面。?而，到文化革命前，那些年轻人似乎特别觉得上这类学校比上山下乡强，大部分还在尽一切努力使自己能在毕业后返回城市。

这类学校的建立使为数众多的农村或城市年青人有机会同时学习知识及技术。这正正适应了培训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需要。此外，刘少奇还认为那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一种方式，所以可以消除“三大差别”。但是，群众的反映是毁多于赞，最后在文化革命的猛烈冲击下，这些学校只好关门大吉。问题是“两种教育制度”令社会上的不平等更加凸显。当年，传统的教育制度实际上是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开设了拥有优良师资丰富资源的“重点学校”。这类学校几乎毫不例外地是给高干以及没有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或文艺界精英的子女预备的。那儿的学生考入大学的合格率高达70-80%，而职工子女上的普通中学只有20%左右的成功率。此外，普通学校的成绩一般的学生，就像出身不好的学生（不管水平如何），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进入培养具有一定技术知识的工人或农民的半工（农）半读学校。这样，某一些人的命运早就定为下乡，而另外一些则完全没有这种顾虑。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童大林曾经这样谈论北京的一所“重点学校”：

“我们的毕业生不会成为董加耕[他可是知青模范……]。我们学校应该培养的是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妇联主任、中央委员、总理、领导人……国家级人物和军官。”

矛盾及保留态度

1963-1966年间下乡运动表面上的合理性隐藏着深刻的矛盾。这个政策既是一种具有强迫性质的计划，又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它要唤起高尚的情操，但却制造更深的社会不公。下乡人数定额分配到负责干部手中，他们然后再去动员年青人。然而，怎么可以说服某一些人必须作出不是人人都得作出的牺牲呢？事实上，这个几乎是行政指令的规划因此就得借用运动的形式，而这场运动的开展则要依赖意识形态方面的利诱以及不可为人觉的经济政治上的压力。管家们不能不理会意识形态，不然，在当年的政治形势下，对他们以及对他们的目标实现都会有危险，因为思想意识最高制定者只能是毛，而毛有其它的目标。对他来说，思想意识并不只是遮掩经济需要的一件外衣，而是有着特定的现实意义。其实，毛自从因大跃进失败靠边儿站之后，心中就念念不忘要进行政治报复。自1962年，他即发起攻势，声称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因为，如果忘记了，在中国资本主义就会压倒社会主义。因此，文化革命前的那几年全国处于越来越政治、也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这可以从围绕着下乡运动的各种宣传中强烈地感受到。从1964年起，所强调的越来越侧重于下乡的必要性是为了自身革命化以及与农民群众相结合，而不再是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1964年2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把提高政治觉悟放到了下乡运动目的的首位，远在实现农村现代化之前。到1965年，对意识形态目的的反复强调就越来越占上风。在这种气氛下，给知青和他们的父母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拒绝下乡，就是拒绝革命；拒绝革命，可能就是反革命。强制下乡开始了，比如在广州，就有600名出身不好的半工半读学校的在学学生被迫在学年当中（1965年2月）下乡。实际上，当时有的地方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处于同样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而文革后就普及到所有的学生了。这儿有一例，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是上海人，出身不好，1965年时和他的哥哥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政府只准许他们之中一个留沪工作，另一个必须到新疆去。P.90在他们两个作出决定之前，谁都得不到工作，连粮食供应都停止了。最后是16岁的弟弟作出了牺牲。

毛的出击引致政治强硬，结果造成上述那些极端现象，尽管如此，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总体来说还是建筑在自愿基础上。就算那些年青的毕业生并不都欢欣鼓舞地去下乡，但多数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下去或者在城里等待工作机会，甚至接受服务行业里的不太看好的一份工作。也有自愿去的，那经常是心存希望过一段时间可以返城找到合适的工作或参加以前没能通过的考试，也有的希望尽快在当地获提升作干部。广东省党委第一书记陶铸当年曾答应下乡知青几年后可以回城，后来在文化革命期间被轰。广州市真的给知青发了“城市户口保留证”，一直到1963年。尽管有这些允诺，尽管宣传部门天花乱坠把最不宜人的地方形容成锦绣花园，相当多的中学、有时仅仅是小学毕业生，宁愿待在城里没有工作，也不到乡下去。

当时在政府里占优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主张下乡运动应该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半自愿性的，还需限定人数；一场不平等的下乡运动，矛头对准城市里的社会“渣滓”，不过对他们的牺牲，就得作出补偿。刘当初希图借此使下乡运动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结果在文化革命中被批得体无完肤，斥责他在宣扬“下乡镀金论”。其实要想让青年大致上是自愿下农村，那就必须消除他们及他们的父母的重重疑虑。毛自己在当年也承认有这些疑虑存在。1964年10月，他向一个外国代表团说：“这些青年是吃蜜糖长大的，赶都赶不走。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

可能正是这些疑虑使得1960年代初期的下乡人数显得比较有节制。政府当局也没敢抱太远大的雄心壮志，只是一年作一年的具体计划。P.91这种务实的态度也表现在制定长远的下乡运动规划上。在1965年8月25日至9月4日专为这个问题组织的另一次座谈会上，谭震林将周恩来在两年前定下的18年内下乡3500万青年，降至15年内下乡1100到1200万。另外，在该会议的头几天，谭宣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期间城市里缺少600万个职位，可到了会议结束时，他却说在那个期间只需安置366万人。必须指出，这些人并不只是知青，还有一定数量的社会闲散人员。主要是社会青年、失去工作的人、成功滞留在城里的农村人，等。可惜我们无法掌握该期间每年下放知青的数目。但是，我们得知在1962年和1966年之间，总共有196.9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达到129.28万，占总人数的65.6%。这个比例数逐年改变。我们到手的下放知青人数只有1964那一年。总共有68.1万人下乡上山，其中32万为知青，只占47%。闲散人员与知青一样可以获得安置经费。国家在每个人身上平均花费500元。不同?年份就有所差别，尤其是下放地点不同，差别可以很大：到农村去的178到303元，到农场去的690到1119元。

1966年，由于爆发了文化革命，下乡人数限制在38.8万。最后几批有组织的安置是在7月及8月。大家都知道，之后，尤其是“破四旧”运动以后，许多城里人被驱赶出城。不止是知青，还有属于“黑五类”的一家一家人、出身不好的青年、小流氓，据说他们对顺利开展文化革命以及在万一跟苏联开战的情况下有潜在危险。

文化革命：下乡中断与自发回城潮

对真正的知青来说，下乡运动在文化革命期间不仅几乎完全停顿，而且相反还掀起了一场规模壮阔的返城运动。一大部分知识青年趁着动荡的局面离开了农村。有些回城后待在自己家里，有些的确是参加了文化革命，还成立了知青红卫兵组织，之后又并入更大更有影响的组织。他们的大字报和小报都强烈要求准许返城以及取消现存的下乡运动，并将它定性为“黑安置”。在北京，知青组织闯进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又抄又砸，抄走的文件有一部分公布在他们的小报上。这场诉求运动波及到一部分农村出身的知识青年。在当时的空想革命气氛下，他们之中有些要求调到城里，为的是“立即取消城乡差别”。更有一些组织为了证明他们敌视运动是有道理的，甚至建议研究另一种形式的下乡运动（那真的是毛式的）。不幸，他们得到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反驳，从1967年7月起，不断有文章指出，下乡运动不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产物。周恩来在1968年1月明确表示： 

“有些知青回到北京及其他大城市，就扬言上山下乡是刘邓的政策。简直就是一派胡言。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工作方向对准农村及广大群众。” 

从1967年1月起，当局就尝试让知青回到农村去。通过报刊号召回乡，又下达了一系列通报，都起不了什么作用，直至1967年10月8日发出“紧急通知”，命令所有知青迅速返回农村去，并禁止城里的红卫兵组织吸收他们参加。周恩来在接见各红卫兵组织代表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p.93后来，压力变得那么大，以至于最后一批造反知青在1968年上半年都不得不走了，回到农村通常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对象。当年，所有不是由革命理想推动而提出的个人或群体的诉求都被戴上“经济主义”的帽子。正是为了反击这种指控，某些造反知青才要求真正毛式下乡运动。这场新型运动到1968年真的成为现实了，然而，比之过去的下乡运动，它将更不得人心。他们唯一值得安慰的，仅此一点，是许多其他的城市青年也来与他们共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