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美学的思想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我们可以从古代主要的哲学和美学命题中举出数例，来看译学与它们的相关性：

（1）“象”与“意”：意义的古代符号学观

“象数”之说是《周易》（《易经》和《易传》亦即《周易大传》的合称；传说，周文王作卦辞、爻题、爻辞；孔子作《易传》）的主旨性命题。《周易》重象，在《易传》中有明确的表述，是意象论美学思想的源头。在中国，意象至唐代发展为与“境”结合而成为“意境”。“象”（语义承载符号、艺术象征符号）、意象、意义（意蕴）、意境等等，并由此推展至“言”（言语及语言），都是翻译美学重要的研究课题。

（2）儒家的“和合为美”论

“和为贵”是儒家的主张。这个“和”，代表天地之和、天人之和、人人之和、社会之和，总之，指人与事之间的和谐、和协、和合及至“至和”，可解释为“迭为宾主，刚柔相济，损益相加，是谓至和”。翻译美学应以“和合论”和“美感共享论”来看待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把它们如实地看作可以互补、互释而不是互斥、互不相容的语言文化交流工具。这是翻译美学必须建立的语际语言观。

（3）道儒各家的“名实之辩”

名与实的关系、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发展的、辩证的。“名实之辩”是中国哲学对世界语言哲学最早的贡献，也是开世界语言哲学之始。“名实关系”是翻译学意义理论的重要依据，也是语言审美价值论的重要依据。

（4）文质之辩

始于《论语》的文质之辩一开始就壁垒分明。孔子主张“文质彬彬”，他的说法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这个问题墨子持对立的见解。《墨子闲话》里提出“先质而后文”，主张内容决定形式，反对“华文之色”。韩非子坚决反对文饰。文质之辩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关于形式美的论争。

（5）儒家的“辞达”论

《周易·乾卦》里提出的“修辞立其诚”是中国语言美学中历史最悠久的语言审美价值观，也是中国语言“真善美”最古老的标准，对后世王充的反“巧言”论影响极深。“辞达而已矣”则是中国古代语言哲学史上又一个重要命题，也是语言审美价值论的又一个重要课题，语出《论语》。对前人的种种论断，翻译美学的语言审美价值论都应当认真研究，给以符合当代文化价值观的总结。

（6）道家的“玄妙”论模糊美

道家认为，人的主体性价值就在于把握主动，如果听命于象、听命于声、听命于形，听命于言，人就失去了他应有的主体性了，当然什么也干不成。毫无疑问，“超然于形”，以求不似之似（不似似之）的深刻道理对于我们领悟翻译的实质、领悟词语和篇章的意义和意蕴、领悟语言中的意象和意境、把握文本风格及语言神韵等等“言外之意”是极有帮助的。

（7）艺术的情感本体论

对翻译美学而言，“情”既是一个理论的，又是一个实务的本体论基本范畴，把握语言中的“情”（包括情感、情态表现和风格表现）是语际转换表现论的基本要求之一。中国美学对“情”的关注早于西方美学。这些审美情感研究对于翻译美学如何在语际转换中把握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情感因素具有无可置疑的积极意义。

以上七点只是略备数端。实际上，中国哲学—美学还有许多课题与翻译美学息息相通，而后者则无一不是源于前二者：这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