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伦的“解体”》一书的写作缘于作者对近代以来社会人伦关系发生深刻变迁的的长期关注与思考，以人类学、哲学和社会理论为基本学科框架，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聚焦西方形质论（形式/质料）思想传统影响下的人伦问题及其现代处境，尤其从现代人伦思考中的几个比较*且充满论争的理论与命题，如母权社会、乱伦禁忌和弑父弑君入手，细密梳理和分析了从达尔文、巴霍芬、摩尔根、涂尔干到弗洛伊德等人的相关理论与思考，并追问了人伦问题背后的形质论哲学根源（亚里士多德），尤其是西方人性自然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张力关系。作者认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其现代文明语境中的人伦都面临着全面解体的危险，与之伴随的便是对家国的虚无与焦虑；而中国源远流长的“文质论”传统或许为我们重建人伦与道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导论：重提人伦问题

一、以仁黜礼：人伦批判的第一条线索

二、礼法之争：人伦批判的第二条线索

三、母系社会：人伦批判的第三条线索

四、对中国母系论的批驳

五、西方的人伦神话

上篇  知母不知父——“母权神话”探源

一、父母何算焉

二、婚姻史的辩证法

三、母权论的自然状态

四、男女与哲学

五、父母与文质

中篇  礼始于谨夫妇——“乱伦禁忌”与文明的起源

一、进化论与家庭伦理

二、达尔文的自然正当

三、神圣家庭与乱伦禁忌

四，作为人性的乱伦

五、从爱欲到力比多

下篇  资于事父以事君——“弑父情结”的政治意义

一、独眼巨人王朝

二、孝敬性背叛

三、弑君与弑神

四、家父与君主

结语：自然与文明之间的人伦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西方的人伦神话

（摘自本书导言《反思人伦问题》）

在传统中国的思想中，人伦曾经是一个核心问题；在现代中国的思想中，人伦问题被批判、打倒和遗忘了，甚至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无法肯定传统人伦——但这并不能改变现实生活中人伦问题根深蒂固的重要性。这种打倒，是以西学东渐和古今之变的名义完成的，借助对现代西方的了解，人伦批判者似乎不仅回答了人伦是什么的问题，而且成功地把它抛弃了。那么，在西方学术脉络中，特别是西方现代语境下，人伦是否曾是个问题？或者，西方学术思想是怎样对待人伦问题的？本书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思想史研究，而是试图在中西文明对比的角度下，在西方形质论哲学传统的现代形态中提出这个问题。

要清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检讨现代中国的人伦批判。

对人伦的批判和反思，是现代中国思想的一个中心话题。人伦批判在清末就出现了，到五四前后达到高潮，然后又经过了社会科学界和法学界的长期讨论，随着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形成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现代形态。总结这近百年的批判，大体有三条思想线索在起作用：一，从压抑人性的角度批判传统礼教，这是最主流，同时影响也最大的批判；二，通过对法律体系的转变，在社会实践中改变传统的礼法体制；三，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对母系论的接受成为人伦批判的理论基础。

……

母系社会论似乎帮助中国学者回答了人伦起源的问题，但我们发现，“母系论”远非一个可以终止讨论的命题。

既然母系论之荒谬如此明显，既然此说在各个专业领域早已被驳倒，为什么母系论乃至母权论直到今日还为许多国人所接受呢？仅以研究不够深入、对西方先进成果的接受不够来解释，完全是推诿之辞。在本书中，笔者的目的也绝不仅仅限于批驳母系论而已。必须肯定的是，母系论的出现与成立，给了纷纷扰扰的人伦争论一个理论的定位，对于现代社会科学在中国的确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使中国思想在实质上与同时代的西方学术有了非常深刻的对话——哪怕对话的结果是错的。如果不认识到这几点，我们对母系论的批驳将流于意气之争，毫无意义。

我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证明，中国的母系论者和对人伦的批判是错的。在西方学界，母权论的兴起是以1861年巴霍芬发表《母权制》为标志的，在19世纪后期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流行之时，母系和母权的问题一度成为人类学界的热门话题。而中国对西方思想的接受，也是在进化论大行其道之时，学术界又普遍接受了唯物史观，形成了中国式的母系论。但与此同时，西方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已经兴起，认真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没有发现母权社会，摩尔根等人的错误得到了认识，母权论作为一个学术话题已经终结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母权论者关心的问题也终结了。就在关于母权本身的讨论终结的同时，西方生物学界、人类学界、心理学界却仍然在继续讨论着许多相关的话题。

母权论必然涉及乱伦和群婚的问题。因此，就在母权论即将式微之时，乱伦禁忌作为一个新的话题又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达尔文本人和韦斯特马克在批驳母系论的同时，也批驳了群婚制，认为人类在天性上就不会乱伦和群婚。韦斯特马克更试图证明，从小生活在一起的异性往往是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著名的“韦斯特马克效应”。到了20世纪，仍然深受进化论影响的人们热衷于对乱伦禁忌的讨论，因为这和母系论一样，牵涉到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弗雷泽、涂尔干、弗洛伊德、列维-施特劳斯相继加入到了这场讨论当中，他们都极力反对韦斯特马克的说法，认为乱伦禁忌是人类文化构造出来的，弗洛伊德更将弑父娶母当做人的本能。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压住了韦斯特马克一派。但到了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之初，许多研究却证明韦斯特马克效应可能是确实存在的。对乱伦禁忌的讨论，无疑触及了人性、自然、文明等很多根本问题。

弗洛伊德的弑父娶母情结看似被否定了，但是，他的命题的另外一个维度却包含着生物学无法证明的又一个神话。乱伦禁忌谈的是娶母问题，但弑父情结所讲的，却是一个更重要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是达尔文主义的继承者，因为正是在达尔文和阿特金森的启发之下，弗洛伊德才理解了远古人类弑父故事的含义。达尔文、阿特金森和弗洛伊德，共同讲出了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版本：众多儿子联合弑父，终结了独眼巨人式的父君主制，这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也是民主制度的起源。在这个故事里，弑父即弑君。而另外一位天才的人类学家弗雷泽，将残酷的弑君故事讲得美妙无比，把我们从罗马内米的狄安娜神殿带到世界各地的民俗传说中，给出了对弑君与弑神的种种诠释。

这是与中国道德人伦批判同时发生的、西方社会科学家制造出来三个神话：母权制、乱伦禁忌、弑父弑君。正在猛烈批判三纲的中国人很少知道，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同样深刻地陷入到了三个人伦设问当中。对母权制的讨论，来自对罗马父子关系的质疑和反拨；乱伦禁忌，是对婚姻关系和文明起源的反省；而弑父弑君，则是对父君主制国家和民主制的文化检讨。比起中国人的人伦批判来，西方人的论题更是骇人听闻。中国学界犹犹豫豫地接受了其中的第一个，却对其背后必然涉及的乱伦与群婚问题讳莫如深，遑论讨论第二和第三个了。达尔文早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弗洛伊德的名字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变得家喻户晓，中国人可以接受进化论、猿猴变人、性冲动、生殖崇拜、神经官能症，而弑父娶母情结虽然曾经令很多青年人血脉贲张，却终究无法得到他们的接受。在这三个神话之后，西方正在兴起第四个人伦神话：女性主义，或被称为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因为19世纪以男性学者为主导的那一场被称为第一波女性主义。在对西方思想望风披靡的今天，曾经接受了母权论的中国学界也有不少人似是而非地接受了女性主义。

对于女性主义这个尚在进行中的神话，笔者不想过多置喙，但我们必须看到，这几个现代学术神话在根本上是同一个人伦故事的不同场次：如果不算女性主义的话，正是一个三部曲。而这个距离我们如此之近的三部曲，其真正的根源却在遥远的古希腊。那些批判中国人伦的人们，或许无法理解希腊罗马的父家长制对现代西方的深刻影响，更不知道人伦问题同样是西方人的根本问题。西方古典家庭中的父子、夫妇、主奴关系之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弑父、乱伦、弑君，是古希腊思想和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的主题，基督教的到来更将弑神问题嵌入其中。

在现代西方的人伦神话中，达尔文的生物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几部生物学著作有极其紧密的关联；巴霍芬最主要的依据正是希腊文献中那些关于亚马逊等母权部落的记载，以及希腊神话中男女诸神的故事；人类学中的母系论者总要花大量笔墨来谈希腊，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史前文明，就是比希腊更早、更野蛮的状态；弗洛伊德的情结直接来自俄狄浦斯神话和柏拉图的《会饮篇》；俄狄浦斯、俄瑞斯特斯、忒修斯、希波利特、阿多尼斯、美狄亚，还有众神之父宙斯，哪一个不曾有过巨大的人伦之变？而现代人伦神话的真正思想根源，则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明确讲出的“形质论”。

人伦问题，正是这些深受古希腊思想熏陶的现代学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母权论表面上试图解决的是父子与母子之间的关系，实质上触及的是自然与精神、野蛮与文明、社会与国家的问题；乱伦禁忌所要面对的，也不仅是性欲在人性结构中的位置，而且是文明的起源和社会的构成；而弑父弑君的实质，乃是父亲与君主、君主与民主的关系。尽管君主制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颠覆了，但有几个文明国家不是从君主制开始的？脱离了对君主的理解，我们有可能理解人类政治生活的实质吗？弗洛伊德坦白地告诉我们，君主就是父亲，上帝也是父亲，没有父亲，哪有什么文明？不认真对待君主制的政治实质，就不可能接受真正的民主制。

人伦问题真的可以被遗忘吗？弗洛伊德说，那个被杀的父亲比活着的父亲有更强大的力量。这三部曲恰恰告诉我们，现代人并没有从人伦关系中彻底解放出来，而是更深地纠结在乱麻缠绕的生活当中。乱伦并不是比秩序更自由的生活，而只会把人罩在无法理出头绪的纽结当中。

这就是问题所在，是疯疯癫癫的哈姆雷特所提出来的那个根本问题。哈姆雷特为什么对存在发生了怀疑？因为他生活中的三大关系都出了问题：父亲莫名其妙地死了，母亲与叔叔做下了乱伦之事，整个丹麦失去了堂堂正正的国王。人伦的解体无法使他获得安宁，他看到的是，忠诚的波利纽斯变得愚蠢，美丽的奥菲利亚变得疯癫，勇敢的拉尔提斯变得昏乱。

对人伦的思考，乃是中国的近现代学者在接触西方现代文明时面对的一大问题，但由于未能深入西方思想的脉络，他们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陷入了错谬当中，在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之后，几乎停止了对此的继续追问。本书所做的，就是继续民国学者的提问，使这个问题能够在更丰富的维度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