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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详细内容

                                                  人类父亲的原型是史前阶段带有攻击性的雄性动物。成熟的父亲是兼有冲动与理性、刚烈与温和两种性格特质的复杂形象,这一形象在希腊的古典和神话时代发展到了完美的高峰。随后的人类历史经过了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和...

                                                  类别:心理学作者:
                                                  出版日期:2015.06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页数:384ISBN: 978-7-5100- 9491-0
                                                  定价:¥58.00版印次: 1
                                                  内容简介

                                                  人类父亲的原型是史前阶段带有攻击性的雄性动物。成熟的父亲是兼有冲动与理性、刚烈与温和两种性格特质的复杂形象,这一形象在希腊的古典和神话时代发展到了完美的高峰。随后的人类历史经过了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和现代民主文明时期,父亲的雄性冲动性格和承担家庭责任的特权不断受到残忍的打击和削弱。

                                                  全世界有无数的孩子是在没有“父亲”的生活中长大的。本书探究了其中的原委,并分析了这一现象对社会及心理问题所造成的影响。

                                                  《父性》一书通过采用从古典时代到当今时代的父亲意象,作者鲁格·肇嘉博士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父性的起源与进化过程。他认为,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穿越历史而变迁的社会构建。作者研究了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思索了今天的“父亲”身份正面临的危机。

                                                  章节目录

                                                  致谢

                                                  中文版推荐序

                                                  导言

                                                  第一部分: 史前史阶段

                                                  第一章 哺乳动物:父性的退却

                                                  第二章 大类人猿的性活动

                                                  第三章 父亲的史前地平线

                                                  第四章 父性的革命

                                                  第五章 露茜长大了

                                                  第二部分:神话与古典时期

                                                  第六章 父权制与母权制

                                                  第七章 父亲的历史地平线

                                                  第八章 父亲的神话起源

                                                  第九章 赫克托尔

                                                  第十章 尤利西斯

                                                  第十一章 父亲作为唯一始祖的神话

                                                  第十二章 埃涅阿斯

                                                  第三部分:走向现代与颓废

                                                  第十三章 从罗马时代的父亲到儿子,再到法国大革命

                                                  第十四章 从法国大革命到工业革命

                                                  第十五章 战争的觉醒

                                                  第十六章 公共父亲的颠覆

                                                  第十七章 乔德一家的旅程

                                                  第四部分:今天的父亲

                                                  第十八章 父性的枯竭

                                                  第十九章 父性的退却:逃往过去

                                                  第二十章 父性的退却:逃往未来

                                                  第二十一章 举高的消失

                                                  第二十二章 作为养家糊口者的父亲

                                                  第二十三章 寻找父亲

                                                  第五部分:最后的反思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反思

                                                  精彩片段

                                                  第二十一章  举高的消失

                                                  将儿子高高举起,并亲吻了他,

                                                  将一个祈祷者举起,送给宙斯……

                                                  ——《伊利亚特》, VI, 474~475

                                                  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法兰西重新发现了将孩子举向空中的父亲意象。①一个世纪前,这一意象会被视为亵渎神明:因为能够被举向天空的唯一的孩子是基督,隐含着主人被举起的意味。

                                                  然而,这样的意象并没有表明回到了罗马的家长制权威中。事实上,大革命在进步的名义下,在意志战胜了天性的名义下,重新发现了罗马关于收养的观念。而且,如果真正的父性都是一种收养——一种选择,那么这一积极的、自愿的选择,可以被概括为父亲将孩子举向天空的姿势。但是,此时对父亲的信任与罗马时期不再相同,而这些图像使这一点更为清晰。它们经常是夸张而伤感的:有时,它们受政治力量的委托,尝试着为家庭带来新鲜的活力,而因为国家承担了家庭的功能,这一活力已经日渐微弱。它们有的是家庭状况的讽刺漫画,有的只是宣传海报,甚或商业广告。

                                                  这一姿势再次回到我们的社会中,意味着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再次受到关注。但是,这一关系是紧张而戏剧化的。

                                                  这是一个神圣的姿势。但是,正如“神圣”(sacred)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所暗示的,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恶魔似的。这一姿势有诸多复制品,在文学作品中也多次重现,用于描述父亲与孩子之间的新关系。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对话也同样是神圣的,因而也同样既可以是祝福,也可以是诅咒。在国王被砍头、共和国诞生之后,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20世纪的历程中,这一姿势和关于父亲的说法变成了什么样呢?

                                                  举高与祝福同样是父性态度在人身体上的表现,这一表现也是随意的。举高、祝福与成长仪式是给予孩子生命这一需求在法律、神学以及人类学上的表达。

                                                  男性——就天性而言没有能力给予生命,所能做的就是像动物一样贡献精子——可以完成一个向上的跳跃,朝向精神的维度:他将自己的思考转向孩子,并创作出能将其意图具体化、不可逆的并被大众共享的仪式。如果父亲与即将展开的计划是同时诞生的,那么举高、祝福与成长仪式就托起了父亲的计划:第二次喷涌,但这次是精神的精子。

                                                  世俗仪式的每个部分都是这一基本需求的亚类,这一基本需求使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的父亲成为平等的,与兽类区分开来。对于小型部落群体来说,也是如此。在这些部落中,每个仪式都以启蒙仪式为中心,正如在庞大的天主教会中,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有一个父亲存在——从一般的牧师被称为“教士”,再到“主教”,都是同一含义——他们用圣洁的话语指导一群精神的孩子们。

                                                  父亲的死亡不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上的不断减少。他的死亡首先指的是,让他能够存在的仪式不再被纪念。

                                                  这个姿势有一种未被打破的连续性,从赫克托尔到罗马的家长,再到詹姆士一世时期的父亲,然后到我们现今时代的父亲:在某一时刻,又在同一时刻,父亲认出了他的孩子,认出了孩子眼中的他自己,认出了在他交付给孩子的计划中包含着祈祷和自我的延伸。

                                                  今天,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攻击未来主义者在一个世纪前提出的“兄弟社会”②,预言了一个富有男性气质的未来。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值得学习的楷模和知识首先来自其他年轻人,这个意义重大的联结——他们目光投向的方向——是横向的。布莱和其他怀念父性的人,反对这种横向联结,转而提倡回归纵向的联结,将目光投向父亲及祖先。但是,这种纵向的目光和秩序感是属于赫克托尔的,他将阿斯蒂阿纳克斯举起来,请求诸神把他变得比自己更强壮;是属于埃涅阿斯的,他一边走一边牵着儿子,而将父亲放在肩上;是属于罗马父亲的,他将儿子举向天空,表示已经认可孩子。从古希腊的诗句到最近的美国散文,这条父性之线从未断过,证实当前父性所有原型的重要性。

                                                  对这个姿势,仍然要求我们进行象征性和超个人性的思考,就像对待每一个我们交付了最深切情感的仪式。否则,罗马的意象会使我们认为父亲是在将孩子放在一个高高的椅子上;或者在听到赫克托尔祈祷阿斯蒂阿纳克斯长大后成为一个比自己强壮的人,我们也许会想象,他希望孩子将来成为运动健将。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些言辞在字面上的意义及具体的内容上,父亲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在物质世界的存在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自远古以来,母亲一直在照料物质世界,比他做得好(我们不要忘记,母亲“mother”一词与物质“matter”一词有共同的词根)。

                                                  不幸的是,我们的时代对于象征、祈祷以及具有独立价值的仪式远不够尊敬,而且我们会尝试立刻给出诠释,或清晰地界定其内容。在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之后,我们在心理上日益贫瘠,我们不能理解奥秘本身,比其答案更有意义,更富有激情。

                                                  正是通过拒绝象征,男人从父权中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即使没有被忘却,赫克托尔的姿势与祈祷也是按照字面意思被理解的。父亲想在社会上“举高”他的孩子们,会尽其所能引导他们努力获得一个(比他的地位)更舒心的地位。他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投资的不是某种象征,而是金钱,用以帮助他们攀登社会的阶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和美国整整一代父亲开始为他们的孩子努力争取一个“更好”的职业。③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对这一目标的推进经常成了一种低自尊的表达,显露出他们与后代的隔阂,而不是意味着一个真实而恰当的计划——表达出对孩子的真实理解——的形成。整整一代工人阶级父亲,为了将孩子送往大学及专科学校而省吃俭用。举例来说,在今天的意大利,对于各种高级职业技术人员的需求量非常大,与此同时,许多医生却没有人雇用,或者被雇佣,但与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不相称:不管是社会整体,还是孩子个人,都没有在这一巨大的无私奉献中获益。然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普遍得到了提高。

                                                  这是无法预料的新情况。社会的进步比以往更经常地粉碎着代际关系。有学位的孩子会为他们没有文化的工人阶级父亲感到羞愧;一口标准口音的孩子会批评父亲蹩脚的语法;会几国语言的孩子会因为父亲不能与外国人打招呼而感到无地自容,等等。

                                                  去数落并谴责孩子忘恩负义是不够的。为什么他们在昨天会感恩,而在被给予这么多之后的今天又忘恩了呢?我们必须对二者加以区分。现今的年轻人在物质方面被给得太多。但是,金钱利益代替了举高、祝福及成长仪式,后者代表着象征的世界、精神领域以及从一代到另一代的延续性。这些是父亲必须通过仪式才能给予的,而金钱,凭一张小纸片就可以从银行里提取出来。

                                                  儿子们都知道,父亲想让他们过舒适的生活。他们却不知道,父亲也想让他们成为男人。他们有他们的疑问。他没有给孩子一个成年男子的榜样:为了使他们与自己不同,他否认了自身。然而,他继续声称,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是可能的。或者是父亲在撒谎,或者是他隐瞒了一个重要的秘密。不管怎样,他不值得他们尊重。

                                                  相关研究清楚地表明,④父亲的祝福是一种原型的需要,不仅孩子一方需要,而且父亲一方也需要。就像所有的心理需求看起来都是如此古老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和不受影响的,以至于值得被定义为原型一样,父亲的祝福表现为一个自我辩护的仪式,被自身的生命充满。在《圣经》中——尽管《圣经》教会我们正确与错误的区别——在任何情况下,父亲的祝福总是有效的,独立于牵涉其中的人们的善恶意图之外,其力量甚至独立于它所给予的那个人之外。

                                                  作为第一个出生的儿子,以撒(Esau)有权接受父亲艾萨克(Isaac)的祝福。但为了使我们准备好接受他不会接受祝福这个事实,《圣经》将他描述为有一种“非父亲”的性情:在代代相传的进程中不适合延续父亲的传统。事实上,以撒偏爱追求计划的立即满足。在一个著名的圣经故事中,我们看到他将长子的继承权卖掉,只是为了换一碗果腹之汤(《创世纪》25∶29~34)。

                                                  艾萨克希望晚一点将他的祝福赐予以撒,但是他的老眼昏花让他上了雅各布(Jacob)的当,他将祝福给了雅各布。祝福仍然是有效的。年轻的弟弟雅各布接受了父亲的精神传统,而长子以撒,自此以后成为弟弟的仆人(《创世纪》27)。

                                                  不管是对犹太人还是基督徒,这个情节都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它引发了对父亲形象的许多实质性观察:

                                                  ·父亲的行为对孩子而言是一种客观事实,它独立于父亲的意愿之外。父亲有好的意愿并不够。这就是“父亲的悖论”之根源。

                                                  ·祝福仪式有其自身的生命,同样独立于父亲的意愿之外。事实上,意愿是主观的且依一定条件而定,而仪式是绝对的、永恒的。

                                                  ·由于这一仪式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且充满了力量,它在心理生活中是一种必需品,不仅对儿子而言,对父亲而言也是如此。

                                                  ·正如祝福是生命的必需品,而不是其可能的装饰品,它不能仅仅被认为是好的,它还是可怕的,就像生活本身。对于不接受它的儿子来说是可怕的,而对于接受它的儿子来说,也是令人恐慌的。在《旧约》中稍后的部分,雅各布被一个在夜晚出现的人物袭击并受伤,与此人周旋至天亮。在那一刻他才知道,他遇到了一个上帝的天使,并将接受其祝福。天父的天使(信使)既在伤害他,同时又在祝福他。祝福与伤害无法区分。作为爱与恐惧的源泉,父亲的祝福已经成为西方历史的一部分,其形式是在父亲的引导下进行的家庭祈祷。

                                                  ·对于任何一个在特定场合下给予祝福的个体来说,如果祝福仪式是一种自足、独立而预先存在的形式,那么每个孩子在某个时候会感觉到对它的需要,即使父亲已经表明不打算给予祝福。我们的术语把父亲的祝福称为“原型”。如果这一需要仍然没有得到满足,儿子将会在他自身身份的核心处感觉到一种剥夺,就是库德(Kuder)所指的“以撒情结”。

                                                  以撒情结在当今有巨大的重要性,再一次地,我们不能不要从字面上或个体的角度上来看待它。今天的孩子们不会面对这样的事,狡诈的兄弟将祝福拿走占为己有,但他们必须把握住自己的祝福,去对抗仪式的崩塌,这一崩塌将祝福从每个人身上永远地拿走了。

                                                  父亲必须为自己还有孩子计划好将来。对于以撒,他将自己的将来出卖,只是为了即时果腹的一餐而已。《圣经》表明,这一计划会被不成熟威胁。受限的视野以及饱足舒适的诱惑,就是孩子们真实的“兄弟敌人”,他必须奋力反击。

                                                  当以撒知道父亲的祝福被偷走时,他极端狂怒,四处寻找雅各布,打算杀死他(《创世纪》 27∶41)。正如我们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中所看到的,父亲计划的转让在兄弟之间引发了敌对行为。

                                                  就像以撒一样,所有当代的年轻人隐隐约约地觉得,他们没有从父亲身上获得一件基本的礼物。然而,他们也不能嫉妒兄弟,因为他也同样没有收到礼物。他们只能嫉妒父亲,嫉妒整个父系链条。他们一直相信,在庄严与和谐的演替中,一代一代地延续至今;而且他们推断(并不是错误的),仪式已经下落不明。这一猜疑不断生长,因为永未被澄清,所以就会转变成一种无意识幻想:一种有伟大价值的东西,父亲故意拒绝给予他们。以撒情结杀气腾腾的狂怒,本应该横向地投向兄弟,转移到了未曾预料的纵向方向。这种朝向父亲的敌意之转移,与朝向“兄弟”的崇拜之转移相辅相成。事实上,如果角色榜样不能在父亲身上找到,却能横向地在其他年轻人身上找到,竞争就不再出现在同伴群体中了,相反,会出现在与父亲的纵向关系中。

                                                  短短几十年内,纵向轴上的代表关系发生了巨变。对此,我们既没有做好准备,不敢相信,也毫无意识。在极端情况下,其表现形式是残酷的罪行。在我的祖国意大利,这个以家庭关系的稳定性而著称的国度,在那些已经为青少年提供了所有物质上的满足的家庭中,出现很多案例:谋杀父母,以便占有他们给自己留下的任何东西。失去了在仪式与象征世界活动的能力后,父亲已不再是祝福的源泉,而被削减为一个捐助者;他不再提供神圣的话语,而是用尘世的俗物为礼物。恰好就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想象,儿子无意识的幻想找到了切入口;父亲必须同时被惩罚和剥夺,因为他把一个应当传承下去的珍宝藏起来了。

                                                  父亲的祝福意象——与另外两个陪伴孩子的意象一起,即举高与启蒙仪式——能提供象征术语,帮助我们把握现代青少年所体验到的那种内在空虚感。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普通生活中的案例,而不是杀气腾腾的极端案例。

                                                  父亲作为一种意象已经缺席了,这种情形甚至比个体父亲的缺席更严重;缺席的父亲本身就是今天的父亲意象。不像尤利西斯,父亲的缺席不是因为他去参加战争,而在于他拒绝在关系中参与战斗。通常,父亲即使没有离婚,并继续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他也不再待在那里了。今天的父亲被谴责,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有做什么;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有说什么。

                                                  对父亲沉默的谴责淹没了分析师的治疗室。每天,病人都在责备他们的父亲,因为他们没有表达他们自己,甚至没有保护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观点既不解释也不辩护;他们在场却保持沉默;他们没有回应孩子和妻子,等等。

                                                  首先,他们受到谴责,是因为他们在孩子通过巨大努力与奉献而取得的成就面前保持沉默,而孩子不懈努力去争取获得的,不是成就本身,而是父亲的赞扬。对于孩子在象征意义上的成长,父亲没有能力给予仪式上的庆祝,父亲的无能已成为20世纪个人生活中最悲惨的匮乏。我们能够购买最昂贵的商品,却不再知道怎样提供不用花钱的快乐。我们不得不认为,父亲们普遍受着“艾萨克情结”(Isaac complex)的折磨:在文化上,太年老;在心理上,太盲目,就像艾萨克族长一样,他们不再知道祝福或赞许的神圣言辞,或他们不知道怎样在合适的时机讲给合适的人来听。

                                                  当孩子们——从相对无关的第三者身上,或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了解到,父亲的谈话几乎完全围绕着他们,并且在赞扬他们时,该有怎样美妙的惊喜!他们的心将会怎样喜悦地跳跃!也正是此时,他们对这种难以企及的幸福又会是怎样地怀念!这种赞扬是存在的,却是悄悄发生的。

                                                  有时,在喝咖啡的休息时间,办公室的同事讲起一个故事,让所有人都微笑着避开他,因为他们实在无法忍受去听他讲他女儿如何在大学里取得了巨大成就。有些时候,是一个装满了新闻剪报的旧盒子:父亲虔诚地整理着当运动员的儿子取得成绩的新闻报道。(为什么他要将它锁起来?为什么他只知道嘟囔着说:“你在打网球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你也要考虑学业!”)有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个离了婚的男人,有一个儿子,她并不喜欢他。她终于下定决心与这个男人同床共枕,晚上那个男人躺在她身边时,并没有和她做男女在一起所做的事情,而是大谈他的儿子在学校比赛中获得的奖项。

                                                  有时,这样的信息是对话的开始。在另一些的时候,却根本没有什么开始,因为现在,孩子们反过来也学会了保持沉默。经常性地,这些故事只是一首悔恨之歌的序曲部分,因为揭示真相的场景是父亲的葬礼。

                                                  这些快乐的碎片从未存在过,从未被提及,就像所有的遗体从来不曾开言。它们记叙了艾萨克情结的故事:祝福后代的需要已经进入父亲的内心,却没有到达其目的地——孩子的内心。世俗社会已将仪式终止,却不能终止对仪式本源性的需要。将父亲的沉默总是归结于他的意图不良,是没有必要的;这更可能是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对父亲的期待是什么。父亲的沉默是一种巨大的、非理性的保留感,也是出于隐藏秘密的需要,一种急切而又难以控制的需要。

                                                  这种形式的自我保护,正是父亲保持尊严感的特征,如今已经失去了控制,常常长得过于巨大,不成比例。有些东西被保护起来,被保留不说出,是要留给某一神圣的时刻,但最终,这些东西被放逐到一个永远的黑暗之地。这一晦暗之云类似赫克托尔自相矛盾的盔甲,将他的私人空间遮蔽得黯淡无光,而他的装备盾牌本来的目的是让这一空间更有活力。

                                                  如果心理是一个器官,就像其他身体器官一样,通过调整多余的能量而寻求平衡,这样压倒一切的保留就可以视为一种无意识的补偿行为。

                                                  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允许男性竞争在战争中蓬勃生长,多余的暴力可以通过战争释放出来,这也许就能保证父亲在个人生活中保持行为文明。幸运的是,在西方世界的活动中,战争不再享有这样的核心地位。今天,庞大商业机构中盛行的竞争,是男性竞争在一个破坏力较小的层面上的延伸。然而,在这一新的战争种类中,消费主义和大众传播手段的毫无廉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由于商业活动仍然处于父亲的统治之下,因而电视与新闻媒体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露骨地贩卖它们自己,随之而来的是,就像全球妓女一样,贩卖丑闻与隐私,击溃了正派与克制的限制。他们删除了一个非常古老的心理法则:私密并不意味着真相缺失,而是对某些神圣事物的尊重。

                                                  母亲的无意识很少受到这一集体意象的恶行的影响,因为女人还会感觉到一种需要,一种将她们自己从几个世纪来被迫形成的过度克制中解放出来的需要。

                                                  对于父亲来说,这种不适更为深刻,甚至同样是无意识的。他们见证了大众传媒对名人的折磨:披露其隐私,让他们毫无秘密可言,想到类似情形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他们无意识地不寒而栗。在这一商业世界中随波逐流,他们的责任感也会激发一直沉默的罪恶感。工作场所的日常活动将他们暴露在公众审查之下,他们因此感到渴望私人空间的特别需求。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处理这些内在的压力。许多世纪以来,克制与性欲节制被教授给女性,但没有教授给他们。同样地,与母亲相比,父亲不那么擅长表达他们的情感。

                                                  社会的缺乏节制需要补偿,他们在控制亲密感情方面毫无经验,他们忽视了私密的价值,从而导致一种未曾预料的压抑的回归。父亲开始沉迷于隐藏他们的感受;他们对情感的保留日益增大,令人窘迫,而且是无意识的、难以控制的。保留曾经是优秀的品质,现在变成了一个牢笼。

                                                  我们对启蒙仪式之意义的简化是有意为之的。在身体出生后,人类体验到了一种精神出生的需求。启蒙仪式是一条通往新的生活阶段的仪式性道路,而这一新阶段比之前的阶段优越,而且更加完整。米尔西·艾兰德(Mircea Eliade)指出,在历史与人类学中,启蒙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分界线。我们处于前现代世界时,它存在;我们进入了现代世界后,它消失了。

                                                  在其最典型的形式中,启蒙仪式是年轻男性进入成人生活的通道。在从属于父性秩序的男性人物的仪式性指导下,部落文化中的男青年被扔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暴露于存在的风险与死亡之下。这一暴露,既是实质性的——在许多传统文化中,一个男孩通过采取一次极其勇敢的行动(比如面对一只凶猛的野兽)而变成一个男人——同时又是象征性的:为了获得他的新身份,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孩子(不完整的人)死了,以便重新出生。

                                                  启蒙仪式的例子进一步证明了,古老而普遍的仪式不会轻易消失。我们认为,它们已经被遗忘、被超越,事实上,它们的残留物是无意识的,且无法掌控,因此比它们的源头——那些最原始的仪式更加危险。而且由于与母性相比,父性有更强烈的被文化构建的需求,因而与启蒙仪式、与父亲的远离,就是被我们的文化所遗忘的某些事物的互补元素,而这些元素正影响着我们。⑤

                                                  摩托车决斗以及在火车车顶“冲浪”,很容易就被归结为男性青少年回到启蒙仪式之考验的具体表现,但这一启蒙仪式不再处于成人的指导之下,也没有设置限制规则。将启蒙仪式的缺失说成是导致这类新型危险游戏的原因,是不大确切的。然而,他们确实将自己推入了启蒙仪式的缺失造成的心理空虚,而且他们习惯于去满足那些一直未被满足的需求。⑥

                                                  今天,“男人的运动”(men’s movement)经常性地重提启蒙仪式。然而,虽说作家或知识分子确定能够开创一种“抽象哲学”(abstract philosophy)时,一个“仪式”是否能如此却是令人怀疑的。为了真正履行其功能,但仪式必须跟随一种传统:它必须由整个社会来实践,并在周围的文化中找到其根源。

                                                  今天,我们远未能意识到仪式的价值,同样地,对男性具体体现的功能,对这一功能的解除也缺乏充分的认识。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社会各个层面都感觉到,男性是原始能量的承载者,这些能量必须被驯服,并通过仪式进行疏导。利用这些力量来组建家庭并增值发展——这导致了文明的出现就成了可能。

                                                  今天,这些能量再一次找到了出口,这是一种退化形式的表达,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其视为未来主义者对冒险的强烈欲望的最终堕落。这种退行表现为,年轻男性为了赢得女孩欢心而进行决斗;这些青少年无意识地渴望着“升级为成人”(或成人仪式)。男性能量并没有被引导进入一个积累的过程,而是浪费在那些没有胜利者的游戏中,这一游戏甚至纯粹是毁灭性的,每个人都是失败者。在这一点上,与女性的典型特征截然相反,似乎男人的典型特征完全是消极的,因而这一点刺激了女权主义更激进的一翼出现。男人回过头来也变得更加关注女权主义潜在的破坏力,却很难理解反父权和以年轻人为中心的男性退行的破坏性。

                                                  今天的父亲,缺少使自己成为儿子理想的、无可替代的榜样的力量和威望。他可以像一个权威那样行事,但只能间接地去指导,因为他没有给儿子他应该给予的东西。一旦儿子拒绝长大,就会拒绝给予父亲尊重。事实上,无意识地或间接地,对于儿子不知道怎样实现从青少年到男人的跨越,父亲有些鄙视。但缺乏对父亲的尊重,也可以被解读为仪式人物的缺席——牧师——通过他来举行成长仪式。儿子感觉到了这种缺失,而父亲不再是一个家长制时代的家长,他被看成阉割了的古代权威,不具有一点好的权威人物的特质。鄙视和缺乏尊重,使得父亲与儿子陷进了一个恶性循环中。

                                                  研究“父亲”主题的学生经常抱怨,脱离任何特定时代的习俗去定义父亲的心理特征是非常艰难的:与母亲相比,父亲的独特性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回答,父亲就是教孩子骑脚踏车的那个人,对今天那些欧洲和美国中产阶层的大部分人来说,我们的比喻正确;但这个比喻对不熟悉脚踏车的时代与地方来说,却不适用。因此,我们会试着说,这与塞缪尔(Samuels)⑦的观点一致,父亲的特性就在于促进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分化,他的特性存在于孩子的心理中,存在于孩子的行为中。这就与我们的假设关联起来,我们假设父亲是与制定计划的能力同时出现的:在这里计划不是指物质方面(经济发展所追求的)的发展,而是下一代人类潜能的发展。全面而完整的分化就是启蒙的形式——不再是本能的模仿——能够将儿子或女儿带进今天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中。父亲的首要任务曾是为陪伴孩子穿越某些必经的险难,而今天的父亲必须能更加关心孩子的个性:他促进了孩子的特殊性。但这一任务是如此复杂,因而许多男人都放弃成为父亲。

                                                  即使社会和宗教性的启蒙仪式已经消失,但事实上,直至近代在许多职业情境里父亲似的启蒙仍然存在。手工艺者、农民以及地主主要从他们的父亲身上直接学习技能。

                                                  然而,所有这一切要在一个稳定的世界中才能成为可能,而不是在一个无限追求进步的世界。当代的世界将这一令人安心的、代代相传的指挥棒弄丢了。

                                                  首先,教育甚至职业培训都已经抛弃了家庭,并倾向于放在那些非个人的、我们称之为“学校”的机构。

                                                  第二,当第一需要就是进步时,父亲不再渴望孩子继续追求他们的职业,他们希望孩子“上升”到更好的职业。

                                                  最后,即便父亲的专业技能可以被传授,也可以在家中被学习,即便父亲渴望孩子继续做他的工作,极有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变化已经发生了,他没有东西可以教,因为技术进步日益将他的职业技能变得过时。

                                                  正因为父亲的传授者角色指导孩子的教育与将来职业生涯——已经不可逆转地消失,孩子的休闲时间同样也不再为父亲保留一定的位置。孩子的社会化、娱乐以及各种其他兴趣不再与他相关。几千年来,父亲教孩子怎样骑马,而在近几代以来,教孩子怎样骑脚踏车。今天,当要对付的是电子游戏机时,父亲已经没有了权威,甚至父亲的电脑与孩子的电脑是不一样的。他们属于不同的世界。

                                                  代与代之间的距离持续加大:学习的周期变得比以往更长,而父母也更晚生小孩。最重要的是,文化隔阂也变得非常巨大。年轻人行为模式的变化速度甚至超过了技术的发展速度。青少年之间互相影响。男青年通常找寻一个顺势的替代品(homeopathic substitute)来代替他们的父亲,而父亲不再代表父性权威。他们仰望一个比他们年龄大一点、体格大一点、更粗暴一点的朋友:这是匹诺曹的鲁西格鲁鲁。他们迅速以彼此为榜样。他们向从在电视屏幕上或杂志上看到的其他年轻人学习:他们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群体,即便彼此生活在相距甚远的地方。因此,他们趋向于在一个无尽的全球化的城市中,尽是同龄人的城市中,变得同质化,生活在一个任何事物都模糊不清的地方,唯一不变的是最新流行的时尚。他们慢慢失去了对地域本土化以及历史连贯性的感觉,而这些总是在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谁?”

                                                  青少年横向学习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在破坏力很强的团伙中学习,而且还学习得很快。这种学习是不充分的,原因在于它既不是个人性的,也不属于启蒙体验的一部分。它满足了教导的需要,但没有满足成长的需要,还滋养了一种持续的强迫性冲动:不断地重复变化极小的相同体验。这种重复拥有秘密的期待,就是人可以最终完成一次飞跃,由此过上充实而完整的生活。

                                                  但是,父亲也缺乏意识:有时他仅仅是不去尝试与孩子保持关系;在另外的时候,他陷于焦虑与恐惧,害怕孩子会抛弃他。他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好像他是那个可能被排斥的人,反过来努力投入到横向交流的青少年世界中。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研究告诉我们,父亲最经常与孩子共同进行的“活动”就是看电视。⑧它还解释了过去几十年内许多国家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孩子们对父亲直呼其名。如果我不再让孩子叫我“爸爸”,父子之间的关系将很有可能失去一种唯一性,而正是这种唯一性,使“爸爸”这个词如此神圣。然而,如果创造这个词的整个文化已经消失,单纯使用一个词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当孩子们称呼父亲就像称呼朋友一样时,父亲会感觉自己与孩子之间需要一种更高程度的对话,因为这种称呼让他觉得,与朋友的关系网才是唯一的存在。

                                                  当关系颠倒后,寻求被赞扬、启蒙——被祝福——的成了父亲。这种情形经常导致事情走向反面,并引发孩子们的责备:尽管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父亲与他们是怎样的不同,但他们知道,他们希望父亲成为怎样的人。

                                                  在今天,这一情形变得越来越普遍,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就在不久前,用餐时光是家庭的节日。作为一种严厉的惩罚,父亲会让孩子离开餐桌。然而,现在,餐桌是孩子用来惩罚或奖励父亲的工具。年轻人很晚回家,找寻每一个可能的借口来避免坐下来与父亲一起吃饭。这也给予了他们额外的力量,因为这使他们可以把与父亲吃饭当成礼物送给父亲。只有在父亲过生日的时候,他们才会留在家中吃饭,而他所有的朋友都去了麦当劳——这一青年群体举行仪式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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